学习和总结历史经验

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历史的智慧和启迪

陈 恒 明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我们党是一个勇于追求真理、修正错误，善于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自己的党。在半个多世纪的执政实践中，党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两大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成功经验，也有过失误的教训。坚持十六大提出的基本经验，认真总结和汲取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对于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至关重要。”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我们党是一个认真总结经验的党，是一个借鉴历史经验来建设自己的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我们更需要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历史的智慧和启迪。

　  一、总结历史经验，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古人云：“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培根也说历史使人明智。这就是说历史能告诉我们在时空坐标中借鉴历史经验，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不可能做。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就能十分清楚地看到，我们党有一个非常好的优良传统，那就是每当历史发展到重要时刻，就能够全面科学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吸取经验教训，促进党的事业发展和前进。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通过研究和总结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在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在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工作连续遭受挫折之后，我们党在遵义会议和扎西会议上，就认真地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逐步解决了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问题，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撰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重要著作，特别是在延安整风中，全党掀起了学习党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的高潮，最终形成了第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党内的思想，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从此使我们党进入了精神面貌意气风发、革命指导挥洒自如、战争实践无往不胜的历史新阶段。

建国以来，我们党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中，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走了较长的弯路，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全局性的错误运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之后形成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中吸取了经验和智慧，既坚持了党的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又纠正了“左”的思想路线，逐步统一了党内外的思想，推动了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凝聚了人心，解放了思想，从此，我们的党才逐渐找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的国家才走上了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和国家在面临着许多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的同时，又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和艰巨课题。就在这种情况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全面研究我们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我们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我们党55年来的执政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

这几段历史充分说明，无论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的探索，还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完善，无论是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工作还是党的自身建设的发展，都与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经验密不可分。纵观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从一定意义上讲，研究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关乎我党事业的兴衰成败。

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是时代赋予的课题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然而要实现这一伟大目标，我们面临着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和挑战：

一是国际局势动荡，和平与发展矛盾凸现。当前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各种力量进一步分化，单极与多极的斗争十分激烈；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更加突出，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加激烈；维护和平的力量在发展，制止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局部战争和冲突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明显上升；世界经济总体上保持增长态势，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步伐不断加快，但结构性隐患依然存在，金融风险加大；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我们仍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

二是国内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当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正处于向人均3000美元的重要台阶攀登。根据以往的国际经验，这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又是一个“矛盾凸显期”，也是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更为复杂的关键时期。同时，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更趋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多样化，各种矛盾比较突出，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经济市场化程度迅速提高，深化改革进一步触及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外部环境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明显加深。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提出了新的要求。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

三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其他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失去，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苏联共产党是有88年历史的党，从1917年开始执政，到1991年丧失政权的70多年里，使苏联成为超级大国。由于极其复杂的原因，主要是苏共在先进性、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上的僵化，导致严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最终亡党亡国。还有印度人民党执政8年来，使印度的经济获得快速发展，GDP年均增长6%，2003年达到8.2%，执政成绩显著。但人民党在2004年5月议会选举中，出乎意料地惨败，结果发人深省。究其原因，虽然执政成绩突出，经济发展迅速，但80%以上的群众在经济发展中没有得到实惠，社会贫富差距太大，是造成印度人民党选举失败的重要原因。还有执政70多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因腐败问题下台，国民党在台湾大选中的落败，为我们亮起了一个个警示灯。

四是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还不够完善；党员、干部队伍的素质和能力同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还存在许多不适应，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思想理论水平不高、执政意识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思想作风不端正、工作作风不扎实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一些地方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比较薄弱；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还比较严重；党内一些年轻干部，对党的历史不甚了解，缺乏党性党风和党内生活的严格锻炼，对党的历史经验理解不深，从党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不够，很容易重犯过去的错误，重走过去的弯路。

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我们党就迫切需要来自历史的智慧和启迪，来解决前进道路上的诸多问题，这是时代赋予的新的课题。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200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的：“只有善于科学总结经验、注重认真学习经验，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好、发展好。社会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也是在总结经验中不断前进的。善于总结和学习经验，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途径。”

因此，我们要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用党的历史教育人、启迪人、警示人，让广大党员特别是年轻干部深刻了解我们党走过的艰难历程，汲取党的丰富经验，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大力开展反腐倡廉等方面的警示教育，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的考验，永不变色；用党的光辉历史教育广大青少年，让他们懂得历史，懂得党史，懂得国情，知道中国真正应该走什么路，成为凝聚人心的纽带，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成为“四有”新人。否则像苏联一样，后继无人，毁于一旦。

　  三、总结历史经验，要做到五个坚持

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是一项深谋远虑的战略决策。它深刻地表明党对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机遇、新挑战的清醒认识，体现了党对担当执政兴国历史使命的高度自觉，反映了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治国理政、推进伟大工程和伟大事业的重要战略部署，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如何做好历史经验的总结，我认为要做到五个坚持：

一是必须坚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要做到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一个反复的、比较的过程，既有实践中直接经验的积累，又有站在一定时代高度对历史的回望，是反复比较、不断深化认识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用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作指导，充分利用社会进步提供的新的认识水平、研究能力和新条件、新方法，对历史进行不断研究。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历史的深层本质，把握历史的时代内涵，总结出富有时代气息的历史经验，形成正确的理论观点。比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不断总结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的结果，是理论升华的结晶。反过来，用科学发展观作指导，回顾党执政的历史，看过去发展中的问题和经验教训，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总结出的经验会更丰富，对执政规律的认识就会更深刻。就能做到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

二是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实事求是地要坚持为民立言、为党立言。历史不是虚构的，它是我们实践过程的真实反映，由于一切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有些历史的本来面貌被淹没在许许多多表象的背后，因此，我们要有高度的责任心，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客观地研究分析各类复杂的经济社会课题，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提出妥善处理和解决各类社会矛盾的对策建设，真正为党和人民立好言。

三是必须坚持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增强分析判断能力。科学分析和判断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全面把握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努力从推动我国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设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实践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要加强理论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素质，增强世界眼光，培养战略思维。在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不光是要研究共产党的历史，连国民党的历史都要研究，世界各国执政党的历史都要研究，而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这样，我们党才会在风云变幻的各种环境下，增强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的能力，保持执政地位的稳固。

四是必须坚持把总结历史经验与理论创新相结合，推动理论创新。“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事物规律就是新陈代谢。因此我们要在历史经验与现实需要的结合上思考问题、研究问题，要深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探求历史的智慧和启示，为各级党委应对复杂局势和复杂问题提供借鉴；要把总结经验与学习理论结合起来，通过总结经验，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理论的掌握，推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学习的不断深入；要把总结经验与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运用以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继续解放思想、求真务实、锐意创新，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探索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途径、新方法；要把总结历史经验与总结新鲜经验结合起来，把历史经验加以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理论概括，形成科学的理论，推动理论创新，用以指导人民克服各种艰难险阻，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五是必须坚持把学习科学发展观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自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与分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要求用全面、联系和发展的观点认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关系，注重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原理。它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把经济发展作为一切发展的前提，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的观点。它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和基本力量，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充分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只有把学习科学发展观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才能把握贯穿在科学发展观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掌握其精神实质，从根本上提高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能力。　

筑基础 抓环节 强队伍

不断提升《丹阳年鉴》的综合质量

丹阳市史志办公室

张建中

《丹阳年鉴》是丹阳市政府主办，丹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主审，丹阳市史志办承编的综合性地方年鉴。自1999年开编以来，每年不间断连续出版，至2008年，已出版10卷，累计发行1.48万册。在编纂出版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质量原则，狠抓基础工作，严格编校审印各个环节，强化作者和编辑队伍建设，使《丹阳年鉴》的综合质量稳步上升，获得了中国年鉴奖提名奖、中国首届地方志年鉴特等奖、第三届全国年鉴奖框架设计一等奖和综合二等奖、全国年鉴编校质量一等奖、江苏省地方志系统第四次优秀成果一等奖等殊荣，《丹阳年鉴》在周边地区乃至及全省享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

近年来《丹阳年鉴》质量不断提升，我们主要是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筑牢年鉴运作基础，营造年鉴编纂环境。

⒈坚持年鉴政府主办原则，为编纂质量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丹阳年鉴》开编之初，市四套班子就非常关心支持。市委、市政府发文成立由市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和各部门主要领导组成的编纂委员会，成立以史志办为主要力量的《丹阳年鉴》编辑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主审，十年来，尽管主要领导几易其人，但主要领导主审制度始终没有改变。在征编、发行等重要环节，市委、市政府办公室坚持逐年发文，明确职责任务，2008年起，还将年鉴编纂工作纳入全市精神文明建设百分考核。为《丹阳年鉴》的编纂发行、发展提高提供推动力。

⒉坚持年鉴编纂基本经费保障到位。《丹阳年鉴》从开编之初，其运作经费就有较好的基本保障。1999年初创之始，丹阳市书记市长联席会议上就以会议纪要形式确定，市财政每年定额划拨年鉴专项经费14万元，编辑部人员工资福利由市财政全额承担，为年鉴连续出版奠定了必要的经费保障。

⒊坚持完善年鉴编纂工作组织队伍。《丹阳年鉴》除有史志办人员组成的专职编辑部外，在各乡镇、部门、单位都设有分管领导，负责单位与编辑部之间年鉴工作的协调。各乡镇、部门、单位都配有一名年鉴兼职撰稿发行人。形成了从上到下、覆盖全市的年鉴工作组织网络。为《丹阳年鉴》提供了稳定的骨干队伍保障。《丹阳年鉴》的文稿、彩页图片拍摄，均由我办专职人员完成，既锻炼了队伍，又为年鉴质量打下了可靠基础。

二、把握年鉴编纂各环节，确保年鉴的整体质量。

年鉴从组稿到出版有许多环节，每个环节的质量都影响年鉴的整体质量。我们在年鉴工作的每个细节上实行严格的质量控制，把住年鉴方案、组稿、编辑、校对、审稿、印刷等环节，从细微之处入手保证年鉴整体质量。

⒈以方案策划为基础。年鉴尽管年年编，但不能落入俗套。我们十分注意年鉴的方案和框架结构。编辑部每年都根据变化了的地方形势、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年底超前拿出下年度年鉴方案和框架结构，集中力量资料征集和条目优选，在特载中突出地方特色和年度特色。经过几上几下的讨论，形成最终方案后由市政府办公室发文。并在编纂中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作出微调，以期达到最佳效果。

⒉以紧扣组稿为重点。组稿是年鉴的重要一环，是年鉴编辑的基础，也是贯彻年鉴方案和编辑意图的重要抓手。组稿到位，年鉴即成功一半。我们通过多种方法突出抓好基层单位组稿。第一，让作者了解年鉴、进入角色，避免稿件眉毛胡子一把抓或虚以应付。由于人员流动变化，年鉴撰稿人每年都有不少“新手”，即便过去给年鉴写过稿的，也还存在或者长篇大论，或者要素不全等等问题，给编辑工作带来困难。我们在年鉴编纂方案确定后，分条口、分片区召开撰稿人会议，通过以会代训，就新一年年鉴的总体设想、条目撰写的要求和基本知识进行辅导，然后接受大家的业务咨询，并初步商定稿件内容。这样使撰稿人在组织素材、起笔撰写时都心中有谱，避免无效劳动。第二，给初写者提供条目“范文"，促其撰写规范，避免初稿中要素不全或叙述不完整。组稿前，我们在以往的年鉴中和兄弟县市出版的质量较高的年鉴中选取“范文”，印发给撰稿人以供借鉴，同时辅以必要的提示，帮助把握条目要素和撰写的基本要求，使来稿质量有了较大提高。第三，对“重点部门或单位”重点组稿。对一年中工作头绪多、撰稿任务重、内容交叉重复的部门或单位，有关编辑上门与其领导和撰稿人商讨，使其较好地把握要点及方法。

⒊以较真编修为保证。编辑环节就是年鉴质量的把关过程，也是花时间、功夫最多的一环，《丹阳年鉴》每年编辑时间长达四五个月。基层作者提供的稿件，大大小小的毛病普遍存在，从标题到结构，从体裁到内容，从逻辑到次序，从遣词造句到语序语法，从计量单位到标点符号都难免存在瑕疵。编辑不仅仅是修改错误，有的则要打乱结构、改变体裁、重拟标题，有的甚至推翻重写。我们按照编辑初编、分工主编再编、执行主编复编、主编统稿的程序，从体制上层层把关，并对编辑差错实行责任追究。

⒋以全面校对压差错。《丹阳年鉴》实行“三校”制度，但因为责任到人，实际工作中编辑往往是五六次地校对，少量的篇幅甚至更多，生怕放过差错。在自校、他校的基础上，我们还实行交叉捉错，把差错降到最底限度。实践证明，这种校对制度和方法简单有效。

⒌以严格审稿把好关。《丹阳年鉴》在完成初稿后，先将初稿返回原单位和作者，由作者审稿，将反馈意见有选择地采纳，进一步减少差错。整理后分别送主审、两办、出版社审稿，最后综合定稿。另外，在年鉴发行后还注意信息反馈，收集社会对年鉴的评价意见。

三、加强编辑队伍建设，提高编辑人员素质。

《丹阳年鉴》除编辑部专业编辑外，在社会上有一支100多人的编撰队伍，它是《丹阳年鉴》生存、发展、提高的基础和保证，我们采取多种方式提高这支队伍的专业能力。一是以会代训，培训编辑人员。每年组织一次编辑部和作者的培训活动，总结上年度存在问题，指出年度要点和注意事项，培训年鉴业务，并提出指导意见。二是利用参加研讨会、学术交流会机会学习提高。每年的年鉴研讨会我们都派员参加，有时也邀请基层作者参加。三是年鉴启动后，分片分小组对基层撰稿人进行指导。近年来，我们为编辑部添置了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字词规范、年鉴实用资料等工具书和专业书，编辑人员人手一册，促使自学和使用。编辑部还按阶段进行评稿和讲稿，启示要点，统一规范。

在注重年鉴内存质量的同时，我们还对年鉴装帧、封面、彩页、开本等外在形式进行规范，初步形成了《丹阳年鉴》的独特风格。为适应时代需要，《丹阳年鉴》制作了三期电子光盘。

浅谈年鉴信息化与年鉴创新

京口区史志档案办公室　  殷红

年鉴信息化是一个大概念，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年鉴的数字化和网络化，更不能等同于电子书和网络出版。信息化建设的核心是信息资源的科学开发、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年鉴信息化，与年鉴创新息息相关。年鉴是信息资源的载体，其功能是服务社会，其创新和发展也必需紧贴这一主题以各种表现形式和功能形式加以展开。年鉴创新主要包括内容体例的创新、出版形式的创新和经营模式的创新三个方面。

就新形势下如何以改革创新推进年鉴信息化进程，结合平时工作实际，浅谈以下几点认识。

一、坚持改革创新，为年鉴信息化增添发展动力

年鉴信息化是一项事关年鉴事业发展大局的战略举措，具有涉及面广、渗透力强、作用力持久的特点。改革和创新是加快年鉴信息化的重要动力。在推进年鉴信息化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和年鉴的行业特点，着眼于国际信息化发展的新趋势和我国推进信息化建设的新要求，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勇于突破，敢于创新，努力推动年鉴信息化。

目前我国每年出版数以千计的年鉴，已形成一种新的信息服务产业，为把这种方兴未艾的新产业推向信息化时代，年鉴事业要不断深化改革，从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操作方法的框框中解脱出来，建立起立足于信息化的新思维，产生适应信息化的新决策、新方法。要通过深化改革，促进体制和机制的创新，进一步整合社会年鉴资源，加快形成符合信息化运行规律的管理创新机制，技术创新机制、投融资机制、分配激励机制，以及人才培育体系机制和中介服务体系。

二、坚持政企结合，努力营造良好的信息化发展环境

各级政府应深刻认识年鉴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坚定不移地把年鉴工作纳入社会信息化工作的全盘，作为一项长远的、全局性的战略任务，全面规划，分步推进，着力抓好，抓出成效。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加大财政投入，认真抓好信息化工作的部署安排，提出长远性、全局性的措施和建议，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信息化建设。要积极利用信息化的手段提高行政效率，转变政府行政职能，着眼于人民群众对信息服务的需求，以信息化带动年鉴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根据年鉴信息化发展的需要，努力建设规范、有序的管理环境，形成宽松、优良的政策环境，保证信息化的健康发展。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积极支持政策指导下的多元投入，引导和鼓励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年鉴信息产业，加强国内外年鉴信息化的合作和交流，促进年鉴事业的发展。

三、加强人才培养，为年鉴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社会经济知识化是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关键渠道和途径。知识经济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才经济，人才资本是知识经济的核心，人的创造性是知识产权经济发展的力量源泉。推进年鉴工作走向知识经济，应该以推进年鉴工作者知识化为先导和核心内容，把“科教兴国”战略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在继续教育、专业培训、引进人才上加大力度，培养和造就一批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复合型年鉴人才和各类专门人才，建设一支既具有政治头脑又有广博知识，既具有经营意识又有开拓创新精神的高素质的年鉴工作队伍。

四、促进基础建设，提高年鉴现代化管理水平 

高科技是信息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为年鉴信息的传播和利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加强年鉴信息化建设，是年鉴事业应对全球科技迅猛发展形势的必然选择。近年来，我国年鉴信息化程度逐步提高，已有近百种年鉴积极探索，发行了全文数据库光盘。当前，信息传播业正面临深刻的革命，以数字压缩技术和卫星通信技术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技术发展、互联网的应用，使信息传播的范围、速度、效果发生了惊人的进步。年鉴信息贮存和处理的数字化、收集与传递的网络化，也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办公自动化的快速发展，政府上网工程的实施，电子文件的产生和归档，信息共享与信息安全等问题，使我国年鉴管理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更加繁重和紧迫。信息化要求年鉴工作者要以积极的态度来掌握现代化技术手段，学习运用计算机、光盘和互联网等当代先进的科学知识与科技手段，借鉴外地、外国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加快年鉴工作融入信息社会的步伐，使年鉴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五、实施产业经营，推进年鉴事业的又好又快发展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年鉴是“官书”，年鉴工作的目的就是资政，而没有从信息产业的高度去看待它的社会服务功能。年鉴的编撰工作，大多靠行政拨款，靠“皇粮”补贴出版，并通过行政手段发行，真正适应市场运营的为数无几。现在，迎接信息化的挑战，我们必须克服原有的体制障碍，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建立相应的经营管理机制，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加强开放意识、服务意识、市场意识、质量意识、效益意识和竞争意识，按知识、信息产业化的思路，去生产、经营、管理年鉴信息产品，推进年鉴工作的大发展。

从资料收集谈年鉴条目质量

姚丽华

信息时代，互联网上可以查询到大多数年鉴的官方网站。而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人们在接触到年鉴的第一时间里，首先注意到的是其网站的设计如何或是书籍的外观情况。作为一名年轻编辑，我也经过了这样一个从外观到实质的角色转换过程。条目质量是年鉴的生命，一本年鉴编得怎样，真正要注重的，并非越来越新颖的装帧或别具一格的艺术设计，而是在于年鉴的内核——每一个条目所呈现出的不同内容和表现方式。年鉴质量的好坏，条目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一环。选题立意、资料取舍、主次顺序、用墨详略都会让同一份稿件在不同的编撰下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效果。

2006年公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对年鉴是这样定义的：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从事年鉴工作三年整，我对年鉴条目的编撰由陌生到熟悉，更从经验教训中提取出了一些小技巧和方法，也越来越意识到年鉴的资料性贯穿了整个编辑过程，是年鉴条目质量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很多时候，条目是否充实，往往取决于资料收集的充分程度。资料的收集能让条目的内容变得更充实，能立体展示条目所反映的内容。比如《镇江年鉴（2009）》《人事·劳动·社会保障》中有这样一个条目：

【开通医保费银行代收业务】 2008年，为拓宽缴费渠道，方便参保单位和个人办理缴费，市医疗保险中心与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合作开通医保费代收业务。6月起，在市区6个中国银行网点开通统账医保单位缴费业务，缴费流程、发票与医保事务大厅柜面一致。12月6日起，在市区13家工商银行网点开通统账医保个人医保费代收业务，凡2008年已享受60%缴费基数照顾政策的统账医保个人参保人员，可持医保卡就近办理缴费。

该条目资料数据翔实，符合年鉴体例。作为年鉴条目，应以资料性为重，如果能提供有关银行网点更详细的情况，那就更加强了实用性好了。经与撰稿人联系，获得以上6个中国银行网点和13家工商银行网点的名称和详细地址，充实了条目内容，也作为史实资料保存。

此外，除了条目本身内容的充实，其他富有表现力的内容形式也对条目所反映的情况起到补充完善的作用。比如《镇江年鉴（2007）》交通·邮政中【举办茅以升纪念邮票首发式活动】，该活动的时间、地点、承办单位、参加人员以及具体发行的邮品情况在条目中都有记载。撰稿人随文选用了一张该邮票的照片，图质清晰、图意明确，可谓图文并茂，很好地体现了年鉴的资料性、存史性，也将条目主旨表现得相当立体生动。

而资料的收集也能与条目所反映的内容相互印证对照，作为参照物来对年鉴的数据、内容进行进一步的锤炼与核实。大事记、镇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资料涵盖全年的要事、特事，有各行各业的详细数据，如果选取其中与相关类目中的条目内容仔细阅读比对，对补充条目内容、发现遗漏情况很有帮助。尤其是工业企业中的某些关键数据，“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多时候统计口径不一，一般都要与当年的统计部门数据核对，以较为权威的数据为准。而大事记是记述一年内的重大事情、活动的史实资料。以大事记为参考对象，注意类目中某行业、某单位的动态，也能起到核对印证的作用。

而年鉴资料从何处获取，有怎样的方法途径，这就需要在生活工作中做个有心人。收集什么，怎样收集，这是年鉴编辑需要“讲究”的事情。

首先，政府渠道是年鉴组稿的最主要来源。每年年鉴启动都会召开特约编辑组稿会，随后每个条口召开相应的组稿会议。作为年鉴的责任编辑，除了编撰文稿之外，还要学会如何与组稿单位沟通交流、组稿约稿。对得来的稿件进行查看，如果有要素缺少或撰写混淆的情况，如稿件时限不分、缺少作者署名、单位名称不全等，则需要与组稿单位及时联系，补充并规范稿件内容。

被动接纳资料对年鉴的资料收集来说是不够的，作为年鉴责任编辑，还应该采取一些积极主动的方式去约稿、组稿。工业类目由于这些年来行业的巨大变化，组稿难度大、单位分散，有的没有主管部门，很难得到符合年鉴要求的材料。这就要求我们对其特殊处理，主动发放通知，要求其入载。有些企业对年鉴工作并不了解，除了参看往年年鉴，还可设计专门针对工业企业的撰稿要求表格，说明年鉴的性质和要求。特别提出工业企业必须收录的要素有：该单位人员、规模、机构等基本情况，销售收入、利润、资产总额、缴纳税金以及与上年增长（减少）的百分比等。照此方法，年鉴的工业企业组稿有了起色，比如太白集团、中电电气等具有一定知名度却难以用行政渠道获得稿件的单位，先后在年鉴上“亮相”。尤其是天工集团这样的辖市企业，借助网络、邮件等工具，稿件能够快速到达并交流。

其次，从其他类目的互校中也会发现资料。《镇江年鉴（2008）》《综合经济管理》组稿中，有【辉煌硅能源项目取得进展】【镇江佳扬系泊链有限公司“船用锚链、系泊链”项目开工建设】等七个条目。这几项工作虽被发改委批准，但究其实质和主体，经编辑讨论后以放入工业中为宜。再比如在编辑互校中，《镇江年鉴（2009）》体育中有这样一个条目【张秀英获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之星称号】。符合年鉴人物简介收录标准第5条：“国家级及省级“十佳”类、镇江市人民奖章获得者等体现时代精神的荣誉获得者”，应当入载。通过编辑之间的互校，能发现一些没有被注意到的角落，从而补充人物条目的内容。

再次，媒体的信息量是巨大的，也是最直接的获取信息、资料的平台。电视、报纸、网络在生活中随处可见，这些资讯对获取年鉴资料十分有益。媒体中的资料收集不是一时的，也不是立刻能使用的，很多是在过了一段时间后才能发现那些资料的用处。但这些资料的积累是必不可少的，要做到“厚积薄发”。网络资源可算是获取资料的一个快速、有效途径。《镇江年鉴（2008）》人物中，镇江名人陈竺的资料很难从一般途径获得，有的渠道则需要较长的时间，难以配合年鉴的进度。而他的各种资料，包括照片、职务、出生年月、学历、工作履历等在网上一搜即得，为编撰和照排印刷节约了宝贵时间。此外，在纸质媒体中，有一种平时不太留意的信息来源——《政府信息》等资料。在《镇江年鉴（2009）》《工业》中，【产业集群发展态势良好】【规模企业培育成效显著】这两个条目就采用了政府信息中的内容，数据准确、内容详细，且能反映2008年市工业发展总体情况。更难得的是，这两条信息完全符合年鉴的各项体例要求，入载编辑时几乎没有改动，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多渠道收集的资料对于条目质量的提高是有一定帮助的，但也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一、收集的资料必须与条目内容密切相关，要能反映条目主旨，有实际的效用。比如条目中出现了“八个推进”“四个抓手”“五个文明”这样的字句，按照年鉴加注的要求似乎应当与作者沟通，逐条解释以上具体所指内容。但这样的字句大多是工作总结中的写法，以总体概括来体现当年工作情况，一般或很少涉及到具体数据和具体工作，不能体现年鉴的资料性，以删去不用为佳。

二、媒体资料的获得是便捷而又快速的，但又是最难甄别的资料。新闻报道的性质决定了其有一定的宣传性质，甚至有些就是无端地夸大事实。尤其是在网上搜索资料，需要特别注意。如今众多网站水平良莠不齐，网站信息具有一定的虚假成分，新闻报道真假难辨。而人物的资料，则必须要在权威、官方的网站上寻找。否则，得来的资料，就没有强有力的依据，更会失去年鉴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三、资料的收集也要有详略和选择，要配合年鉴条目的已有内容以及其他相关条目的情况来决定使用哪些资料和资料的哪些部分。否则，就会造成年鉴整个条目前言不搭后语、主次不明、结构混乱或者是不知所云。好的使用资料的情况，应该是选来的资料在经过编辑后，与年鉴条目其他内容浑然一体，是对原有条目内容的补充，有时更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为条目增色，为年鉴添彩。

文章的最后，套用报纸上的一则新闻。同样故事的儿童书，不同的出版商做出了不同的厚度。有的一天就可以看完，有的却要很长时间才能阅读完。童书也有了“注水猪肉”，缺斤少量，没了原本的细节和戏剧性。而年鉴也应以此为鉴，少些空话套话，丰富其资料性、完善其整体性、确凿其真实性。最微小的资料也有用武之地，最简短的赘语也会破坏年鉴的品质。“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做人如是，做年鉴也应如是。

《镇江年鉴》建设编校规范点滴

杨正宏

编辑出版年鉴工作少不了编校这一环节，而编校工作少不了要遵循一定的规则。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包括文字、数字、标点符号、量和单位等一系列出版标准与规范。据此，新闻出版总署还转发了中国版协校对研究委员会制定的《图书编校质量差错认定细则》。最近，新闻出版总署颁布了《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和《图书编校质量差错率计算方法》，中国版协发布了经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审阅的《图书校对工作基本规程》。可以说，现在年鉴编校有本有据。同时也应该看到，与其他图书编校相比，年鉴编校工作有其自身的特点。如何正确掌握国家出版标准与规范的精神实质，使之与年鉴的性质、体例及其编校特点紧密结合，在“大规范”下建成年鉴的“小规范”，这是建设年鉴编校规范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各家年鉴都比较重视编校制度建设，《镇江年鉴》在这方面也进行了点滴尝试。现将《镇江年鉴》在执行国家出版标准与规范的过程中处理难点问题和形成自身编校特点的做法，提出来与年鉴界同人共同探讨，以期互相交流，共同提高。

一、对国家出版标准与规范中语焉不详的规定，而年鉴编校中经常遇到的问题，《镇江年鉴》依据出版标准与规范的基本原则，对其加以言之成理、行之有据的补充、明确，并做到全书统一。

1.关于并列关系的引号或书名号之间的顿号问题。对并列关系的引号或书名号连用，中间是否使用顿号，出版标准与规范至今未做出明确规定，图书报刊上也是两种用法并存。还有的图书报刊比较随便，同一部书、同一篇文章、同一份报纸中用法也不统一。《镇江年鉴》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一是参考专家、学者的意见，作为理论依据，如叶圣陶《语文教学通讯》（1981年第8期第62页），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于根元《实用语法修辞》（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出版专业基础知识》（崇文书局，2003年）等。二是采集现行用法示例，作为执行依据，如《叶圣陶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吴组缃《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第49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印行的初中《语文》第一册第143页、2001年12月印行的高中《语文》第四册第78页、2002年6月印行的小学《语文》第五册第79页，《现代汉语词典》“四书”词条释义，《咬文嚼字》杂志行文时的用法等。上列论著、教材、工具书、杂志都赞成在处理这种情况时不用顿号。《镇江年鉴》通过综合分析认为，并列关系的引号或书名号连用时中间不用顿号，方便美观，这正契合年鉴行文简洁的工具书特点；同时，这一用法已为社会广泛认可，反映了书面语言由繁趋简的发展规律。据此，《镇江年鉴》规定：只要不产生歧义，并列关系的引号或书名号连用时中间不用顿号，并要求做到全书统一。

2.关于序数词的数字用法。《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4.1.2规定，“定型的词、词组、成语、惯用语、缩略语或具有修辞色彩的词语中作为语素的数字，必须使用汉字。”笔者理解，所谓“语素”，是语音语义的最小结合体，在第一、第二、第三……第十这十个序数词中，“一”至“十”正是不可再分的音义合成的最小单位，在这十个序数词中分别充当一个语素，或谓充当一个构词成分。所以，根据4.1.2“……作为语素的数字，必须使用汉字”，序数词“一”至“十”必须使用汉字。另外，7.2规定，“整数一至十，如果不是出现在具有统计意义的一组数字中，可以用汉字”。这也可以理解为序数词数字一至十可以使用汉字的又一依据。而十一以上的序数词中的数字都是由两个以上语素构成的合成词，在序数词中充当构词成分，并在大部分情况下分别与前缀词“第”构成序数词组。从这一点来看，它们并不受4.1.2规定的约束。而十一以上的序数词数字如何使用，《规定》中并没有明确的条文。《镇江年鉴》翻阅图书报刊，收集了大量的应用实例。通过综合分析，《镇江年鉴》认为，十一以上的序数词数字使用阿拉伯数字显得行文简明、排版方便，比较得体，故应该优先选用阿拉伯数字。据此，对照4.1.2规定，并按照数字用法的优先原则和局部体例统一原则，《镇江年鉴》对序数词的数字用法做出如下规定：十以内的序数词数字一般用汉字数字表示，即“第一、第二……第十”；11以上的序数词数字一般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如“第16位”“第168届”；同时要照顾到上下文，做到上下文一组数字局部体例上的统一。

3.关于表示相关地点起止的连接号的形式。《标点符号用法》4．13．3规定：表示相关地点的起止，中间用两字线连接号“——”连接（如“北京——上海”直达快车）。《图书编校质量差错认定细则》第三十八条（修订后为第三十六条）（二）规定：连接相关地点的连接号用“—”连接（如北京—上海特快列车）。对于这两种不同的规定，《镇江年鉴》通过分析择善而从，认为用一字线做连接号，有助于将其与破折号区别开来，并且节省空间，故而规定：表示相关地点的起止，全书统一用一字线“—”作为连接号。

二、对国家出版标准与规范中的某些规定，《镇江年鉴》遵从社会使用习惯，结合年鉴行文特点，做谨慎的微调或适当的规避。

1.关于日月简称词组的数字用法。《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5．2．3规定：含有日月简称表示事件、节日和其他意义的词组中的数字要求使用汉字。但现实情况是，社会上包括权威的党报党刊在这一点上却大反其道而行之，都广泛流行使用阿拉伯数字，特别是新出现的一些日月简称词组，几乎是清一色地使用阿拉伯数字，如“3·15”消费者权益日、“5·31”重要讲话、“6·22”空难、“9·11”事件等，俯拾皆是。《镇江年鉴》分析这种现象认为，这一强大的趋势说明了日月简称词组使用汉字的规定正在受到冲击，现行社会上流行的的该数字用法正朝着表义简洁明了的方向发展，并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趋势，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这是语言发展规律的体现，不是标准与规范所能左右的。年鉴作为工具书，行文理应简洁明了。据此，《镇江年鉴》规定：对新出现的日月简称词组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并应注意局部体例的一致。值得注意的动向是：2005年6月1日中国版协校对研究委员会发布的《图书编较质量差错认定细则（修订）》第三十七条（二），使用了“‘3·15’消费者日”这样的例句。这说明虽然日月简称词组数字用法的有关规定原则上没有变化，但已经有所松动，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社会大众的使用倾向，即使用阿拉伯数字的倾向。

2.关于小数位数和数字分节的处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8．3．2明确：多位整数的数值一般以“万”“亿”为单位。《镇江年鉴》在执行中考虑到，年鉴读者对有些数据的精确程度要求高，如人口数、财政金融数等。所以《镇江年鉴》规定：部分数值可以精确到个位。例如，对“全镇总人口31014人，其中男15358人，女15656人”“全市高中在校生30709人，中专在校生26049人”中的数字，在编辑时没有简单地处理为“3．10万人”“1．54万人”“1．57万人”“3．07万人”和“2．60万人”等以“万”为单位的数字，而是保留其原貌。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要求，在行文中要对多位整数和小数的阿拉伯数字进行分节。我们在执行中发现，一是容易遗漏，二是数字中间加上空格后转行时会断开——结果是产生了新的差错。鉴于此，我们避开这一规定，转而执行《编校质量差错认定细则》“非科技出版物也可不分节”的规定，把年鉴作为非科技类图书，数字不分节。

三、关注国家标准与规范及社会使用语言发展变化的情况，不断实践、适时完善《镇江年鉴》编校规范。

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社会发展加快，语言文字特别是词汇的变化也随之加快，几乎到了日新月异的地步。据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统计，当代汉语每年要增加千余个新词语，平均一天三个^注。为了适应这种发展变化，近十多年中，国家有关出版标准与规范进行了“升级”，《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等权威工具书也几经“刷新”，以期与时俱进，及时反映语言的发展变化。作为年鉴编校规范，适应社会发展及其语言发展的现状，及时吸收社会语言养分，规范年鉴的表达形式，也是建设年鉴编校规范工作中的重要一环。

1.关注社会情况的发展变化，将与之有关的新的语言表达形式在年鉴编校规范中及时体现。《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公布后，《镇江年鉴》明确规定：使用表中的推荐词形作为首选词。2001年1月1日施行的国务院《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规定，发文号中表示年份的括号从 [ ]改为〔 〕，《镇江年鉴》及时规定，发文号的年份括号全部使用〔 〕形式。2003年，全国上下抗击非典型肺炎，成为当年的一大事件，2004版年鉴中必然会重点反映。对于涉及非典型肺炎的相关名词的简称如何表达，这需要统一。为此，《镇江年鉴》专门规定了“非典”“抗非”“防非”等表达形式，使全书统一。随着区域经济兴起，一些新名词高频率地出现，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镇江年鉴》为此规定了“长三角”“珠三角”等简称表达形式。

2.关注地方情况变化，适时修订年鉴编校规范。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镇江辖县全部撤县设市（区），原规范中“县（市）区”的名称已经过时。《镇江年鉴》依据当地政府有关文件，将该名称修订为“辖市、区”；同时，将原丹阳市、丹徒县、句容市、扬中市、京口区、润州区的排列顺序，修订为丹阳市、句容市、扬中市、丹徒区、京口区、润州区，并要求年鉴行文包括表格的相关内容均按此顺序排列。

四、明确有效的年鉴编校质量保障制度。

为使年鉴编校规范落到实处，《镇江年鉴》在规范中明确有效的保障制度。

1.明确编校规范在整个年鉴编校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编校规范是年鉴撰稿、编稿、审稿、校稿、质量检查等一系列环节中判别正误的依据。

2.在编校规范中明确《镇江年鉴》在十多年的实践中形成的四审五校制度：撰稿单位一审、责任编辑二审、分工主编三审、主编四审，责任编辑一校、编辑交叉二校、编辑交叉三校、撰稿单位四校、责任编辑五校。

3.在编校制度中增加保障形式：将试行了几年的年鉴编校捉错活动作为制度纳入年鉴编校规范，并规定每本年鉴进行三轮捉错，使每部年鉴的实际编校次数从五次提高到八次，增加了保障编校质量的砝码。

年鉴文稿的交叉重复和处理

杨国祥

年鉴文稿如何合理处理交叉重复，是年鉴界理论探讨和编撰实践的重要话题之一。本文对此也谈一些浅见。

交叉就是事物之间的相互交错、相互渗透或同中见异；重复则是相同的内容反复出现，重复即是雷同。由于客观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普遍性，使反映众多事物的年鉴文稿不可避免地出现交叉重复，同时，年鉴框架结构的纵横交错，再加上“众手成鉴”，各编写人员总是从各自的角度撰写稿件，使交叉重复的矛质更为突出，这种矛盾的存在，还引起同一数据指标、事件内容等记述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年鉴整体质量的下降，削弱了年鉴的资料性和权威性。所以，要保证年鉴的编撰质量，这个矛盾必须处理好。一方面，文稿中完全重复的内容必须册除，使全书内容简洁明快；另一方面，要从年鉴的整体出发，妥善地处理交叉重复，使全书内容重点突出，记述全面。

交叉重复是年鉴编撰工作中的难点，但我们完成有条件解决这一问题。从认识上看，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是绝对的但这些联系不是固定、一成不变的，而是有主次之分的因此，只要我们能够充分认识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差异把握事物的特性及其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处理的交叉重复就不难做到。从工作上看，要在把握宏现的前提下抓住事物重点，把处理交叉重复贯穿于整个年鉴编撰的全过程；增强读者意识，采用科学管理，抓紧各个处理环节，从制定方案到组稿，从编辑到审稿，从校对到编制目录、索引，环环紧扣，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处理，合理解决交叉重复问题还是能做到的从方法上看，一般来说，处理交叉重复常采用三种办法。一是“集中法”。对宜集中记述的内容，特别是涉及面广、影响深远的事物，从反映事物发展过程的整体面貌出发，集中在一起记述，其他各处一概不提；二是“侧重法”。同一事物由于其内部固有的独立性和联系性及其关系，需要在不同类目（分目）记述，可以分散各处，交叉记述，但要结合各目在事物中所处的范围、地位、工作特点、重点或业务范围、扮演的角色，各有侧重地记述。三是“详略法”。对不能集中记，非分散，以集中为主，特别是在处理“综述”、“概况”类综合性条目和与之有关的事件性条目之间的交叉重复时，可以进行详略不同的记述。

交叉重复情况各异，具体处理也灵活多样。

一、抓整体框架，处理交叉重复

年鉴经过多年实践，基本形成了以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相结合的框架结构。由于事物内部固有的联系性，反映到这种框架结构中就表现为，同样的事物会在不同结构层次（不同的类目、分目、条目）中多处出现，形成交叉重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在制定框架结构时就应未雨绸缪，采取提前措施，化被动为主动。通过对框架的优化来处理交叉重复的过程中，采用集中法为多。一种情况是把重要的、全面性的事件集中起来，形成整体来记述，《镇江年鉴》（1999）专设的《抗洪抢险》类目设置就是采用这种办法，分设了“讯情险情”、“抗洪抢险”、“赈灾捐赠”等分目，集中反映1998年全市抗洪抢险整体情况，书中其他类目均不再记述。《镇江年鉴》（2000）《许杏虎、朱颖烈士专记》、《揭批邪教“法轮功”》等内容设置都是从优化框架的角度，采用集中法处理的另一种情况是根据社会发展变化的趋向，打破“条块”、行业、部门界限，把分属不同单位、但又属同一范畴的内容集中记述，以反映该事物的整体面貌。年鉴对处理经济体制改革这一重大主题时，可采用这种办法。这一主题所涉及的部门、单位十分多，如果分散处理这一主题时作过一些努力，比如设立了《市场建设》、《职工医疗制度改革》、《社会保障》等类目（分目），但这些处理也只是从某几个局部反映改革情况，以至于其他改革的内容如农村改革、企业改革、人事制度改革依然散见于书中，留下交叉重复的隐患。设立《经济体制改革》类目，将上述有关改革内容和住房、养老、失业、工伤、生育等配套改革的内容集中记述，可以基本解决这一内容交叉重复的问题。同样，对有关如信息化建设、个体私营经济等反映社会发展趋向的内容，宜于集中记述，这样既有效解决交叉重复问题，又方便读者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全貌。

二、抓重点结构，处理交叉重复。年鉴框架结构的特征是多体并用，分类分层记事，其中一部分结构所容纳的内容是对上年全面情况的介绍，称之为综合性结构。属于这类综合性结构的有《大事记》、《人物》、《综述》、《概况》等。由于内容上的特点，这类结构容易产生交叉重复。处理这类交叉重复过程中，要抓住结构类型特点，吃透事件过程，理清事物内容联系与区别的关系，摸准可能引起交叉重复的所在，使用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

1、《大事记》。《大事记》为一鉴之“纬”，对一年中发生的有关经济、社会发展和有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加以提要式的记载，与全书其他内容发生交叉，为体例所相容。处理这类交叉重复，可运用侧重法和详略法。在记述的角度和方法上，《大事记》要从全区域的角度记事始末，侧重于简明扼要，宜从略；有关条目要从事件本身的角度记述整体，侧重于全面实用，宜从详。使同一事物在两种结构不同的环境下有恰如其分的表现。

2、《人物》。《人物》与各类条目的交叉重复亦是重点处理内容之一。《人物》记一地佼佼者，虽标准严格，人数不多，但涉及各条战线、各行各业，与各类条目交叉重复在所难免，处理时宜采用侧重法。《人物》侧重人系事，记人为主，事中见人；条目侧重以事系人，重点记事，涉及于人。这样，虽都写人物，但侧重不同，避免了重复。

3、图表。图表作为条目的结构形式之一，在实际运用中，与条目文字也容易产生交叉，其至重复。根据具体情况，可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对一些完全可以用图表代文的内容，可按集中法，代之以图表，使人一目了然。对于用图表载述而又须文字记述的内容，可按侧重法处理，从不同角度反映事物。例如对图表中列出的有关数字，条目文字可从比较的角度，用百分比、倍数等增减率表述。对于某些重要双繁长的图表，可按详略法处理，在文字叙述中对图表给予简要概括。

4、其他。《附录》与条目的交叉重复，可按详略法处理。《附录》详，条目略。“综述”、“概况”类综合性条目与各有关条目的交叉，亦可按详略法处理。综合性条目偏“略”，点到为止；记事条目重“详”，要全面记述。诸如此类，不一一详述。

三、抓住重点事物，处理交叉重复

此类交叉，是指记述综合性事物的有关类目之间的交叉，它之由事物内部各自的独立性和联系带来的。这类交叉，有的是各有关部门职能交叉带来的。有的是体制止“条、块”交叉形成的有的是事物发展不平衡造成的，等等。处理这类交叉、重复，一方面，要从现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的实际出发，根据类目的主体要求，适当考虎特殊事特的特珠地位，找破部门隶属关系的界限，坚持事以类从，行业归口，另一方面，各类目要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重点，详略恰当地记述。

1、“条”、“块”分割引起交叉重复的事物。从地域范围看，它作为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域（如所辖县区），在年鉴中它要反映地域范围的全面情况，而这些情况全布的部门（行业）往往又会反映，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条块”交叉。处理这类交叉，一般可采用集中法处理。至于集中到“条”，还是集中到“块”，这要根据所反映事物的具体情况而定。一般来说，地域性强的应放在“块”，专业性强的应放在“条”。比如《镇江年鉴》中记载扬中市建成全国首家国土公园，考虑该条目地域特征强，扬中是全国首家生态示范区，所以将它放在《县（市）区》中集中记述。又如镇江市所辖县（市）发现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存，《县（市）区》和“文博事业”中都不约而同地记述了这一内容，由于该事件专业性强，市有关的专业部门直接主持了该项工作，所以定稿时集中在“文博事业”中反映。对一些特殊情况还需特特处理。比如某县出现一名在火车道口舍身救人的烈士，该县和交通部门都报送了有关条目，最后定稿时集中在《人物》删除其他地方的内容，仅留目参见。

2、职能交叉引起交叉重复的事物。部门（行业）职能交叉重复，青现在记载一个事件时，有关部门（行业）都记了，处理这类交叉时，可用侧重法。《镇江年鉴》（2000）在记录大型日本旅游团队来镇一事时，旅游部门和口岸部门都记了，形成交叉重量级复，经处理，两个部门分别记述与自己职能有关的内容，在“旅游”内容中专记团队人数，接待、服务、游览景点情况等，“口岸”内容专记检查监护，为游客办理出入境手续等，从而做到侧重记述；分工明确。较为典型的是科技事业与其他类目的交叉重复。由于科技工作者各行各类都有密切的联系，与有些部门工作性质也有交叉之处，所以科技类目与其他类目产生交叉是必然的其中又以科技成果的交叉为多。处理这种交叉可采用侧重法和详略法处理，“科学”类目侧重详记重大科技活动，科技成果，从宏观上全面概括科技事业发展的面貌，其他有关类目则重从名目的角度侧重从微观角度记述科学技术在名目生产中的运用，推广以及经济效益等，对记述重大成果、重大科技活动则可从略。

3、升格处理后引起交叉重复的事物。对本地具有特色的事物或是有代表事物发展方面的事物，在年鉴中经会升格处理上升为类目（分目），以突出年鉴的地方特色。但这样势必与其相应的类目产生交叉重复，例如，设《信息化建设》与《电话》、《科学》等产生交叉，设《体私营经济》，会与《工商行政管理》、《工业》、《外贸》等产生交叉，等等。此类交叉一般可按集中法处理，升格类目下集中记述升格的内容，例如《信息化建设》集中了《科学》中的信息化建设管理，规划信息技术扩大应用，《电信》中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经营等以及其他类目中的有关信息化建设如信息产业的条目，形成了全面的整体内容，使读者能从整体把握一地信息化建设的全貌。其他类目均不涉及，或留目参见，以照顾读者的查阅习惯。

四、抓重点环节，处理交叉重复

处理年鉴交叉、重复，有它自身的特性，既宏观的又是具体的；既要有理论指导，又要有方法和经验；既是阶段性的又有全过程的，既要在内容上处理好，又要在表现形式上处理好，因此，处理交叉重复除了重点把握内容上的因素外，还需在工作上运用科学管理，加以保证，特别在以下几个工作环节中加以重视。

　  1、制定方案环节。制定框架结构时，应充分征求编辑即各成员的及各有关方面的意见，把框架结构中可能会出现的交叉重复以及处理方法交由集体讨论，尽量把工作做在前头，《镇江年鉴》（2000）“许杏虎、朱颖烈士专记”、“揭批邪教‘法轮功’”、“信息化建设”等内容都是在如何处理交叉重复的讨论中形成的。

2、组稿环节。抓住组稿会和报条目选题的机会，一方面了解各单位条目内容，一方面对可能产生的交叉重复及时处理，使撰稿单位明确条目在处理交叉重复中的任务和应用方法，在撰稿中加以贯彻和实施，减少报稿中的交叉重复，减轻编辑工作中的处理量。

3、编辑环节。在组稿基本完成，进入编辑阶段初期时，可召开自编辑部全体成员处理交叉重复会商现场会。会前，由各责任编辑做好充分准备，即把本人所编稿件精览一遍，浏览时立足于全书框架，除了注意本人所编稿件之间的交叉重复处，重点列出可能与其他编辑发生的交叉重复，要注意那些具有两种以上属性，或分别隶属于两个以上部门的事物而形成的记述内容；注意一个材料可能与几个类目搭介的记述内容；注意区域性与部门、行业都有可能记述的内容，注意部门与行业职能交叉而产生的记述内容。会上，各责编一是提出本人所编稿件内部之间交叉重复的处理意见，由会议集思广益，提出修改完善的认定意见，二是提出与其他稿件可能发生交叉重复的议题，供会议逐个讨论会商，形成统一的处理意见，如果经过会商还确定不下的议题，可由主编班子现场决定实施意见。召开会商现场会，是处理好交叉重复的一种有效形式。它对责任编辑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它要求编者培养放眼全局，因事制宜，灵活机动正确处理，各种交叉重复的能力；要求各成员长期坚持积累年度资料，把握一地（包括所辖县区）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脉膊，全面了解地情；要求对各部门、行业的工作职能、任务、工作（生产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具备了这些条件，再加正确掌握处理交叉重复的各种方法，这样处理起来就能统揽全局，游刃有余。

4、校对环节。为减少自编自校产生的校对差错，年鉴校对在自编自校的基础上普遍采用交叉校对的方法，以提高校对质量，这也为处理交叉重复提供了契机。把处理交叉重复有机纳入校对工作中，可以使责编涉及的稿件范围相应扩大，为发现并处理交叉重复增加了机会。所以交叉校对的范围越大，处理交叉重复的范围越大。

5、编制目录、索引和“参见”环节。抓住全书主要检索手段的制作工作，消灭交叉重复的死角，也是重要的工作环节。一是目录，即通过目录文稿来发现交叉重复。目录主要由条目标题组成，条目标题又是经过农缩的信息，经过浏览全书目录，如果有交叉重复，目录内容总会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来。由编辑部各成员通览目录，能“过滤”出交叉重复的内容。二是索引文稿，即通过编制索引发现交叉重复。索引是通过挖掘条目信息，提取标引词，再按一定的顺序排列而成的它与条目标题所不同的是，目录以信息平面的、外在的、索引的信息是立体的、潜在的、它比目录信息要深、要广。索引通过排序以后，交叉重复的信息就会自然“浮现出水面”，从而给人们处理交叉重复提供“钥匙”。由于编制索引时，版面大局已定，故通过索引处理交叉重复只能是在不动版面的民政部下小修小补。因为清样以定，索引一成，木已成舟，故不宜支大手术了。所以，通过索引来处理交叉重复只能是核对事实、数字，或通过技术处理版式来处理交叉重复内容。三是“参见”。年鉴参见系统的建立，为处理交叉重复提供了有效的形式。一般来说，用侧重法和集中法来解决。涉及处理交叉重复时所用的“参见”分部分参见和完全参见两种。部分参见用于侧重法处理的交叉重复，部分参见即两个条目都有标题、有内容，如甲乙两单位共同参与了一项工作，其中由于各自职能不同而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故分两处各自记述，两个条目都城说明参见××页。两个条目通过部分“参见”，构成了一个整体而反映事物全貌。完全参见用于集中法处理的交叉重复。几个单位联合做一项工作时，往往以一个单位或称为“牵头单位”为主，处理时往往  在单位集中记，其他单位从略，只留标题，不留内容，并标明××页。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使读者查阅方便，设几个“入口”进入年鉴资料库。反之，认定内容的其他单位连标题也不留，全部删清，势必造成部分读者查找信息“走错了路”，摸不着门，无功而返，结果是削减了年鉴的使用功能。

总之，处理年鉴交叉重复没有固定的模式，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因事制宜，仔细斟酌，综合灵活动用处理方法，妥善解决交叉重复问题。

浅谈新时期史志宣传教育工作

杨 兵

市史志宣传教育工作，是市史志工作的有机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新时期史志宣传教育工作，是市史志工作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实现史志存史、资政、育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在史志工作实践中，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贯彻落实到实处,史志宣传教育工作必须始终紧跟时代步伐，不断解放思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边研究、边实践，创造性开展工作，用创新引领史志宣传教育工作各项任务,切实需要树立:两种意识,实现两项创新。

树立创新意识 实现方式创新

宣传党史、地方志是史志部门的重要任务之一，只有把史志研究成果宣传出去，才能起到资政育人的作用。在新的形势下，做好史志宣传教育工作，应当在坚持传统的方式基础上进行创新,“变他们来,为我要去”，采取多种有效方式，推动史志工作进学校、机关、社区、军营等，这样，才能拓宽史志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域，也才能增强史志工作的实效性。

一是进学校。抓好中小学的史志宣传教育工作，应当成为史志工作的重要方向之一。通过与教育部门协作，在各中小学校中普遍开展“史志宣传教育进校园”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史志宣传教育工作。一是在中、小学校升国旗、团队活动、主题班会、思想品德课、历史课堂中加入史志教育内容；二是通过清明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国庆节等重要节日组织青少年到市烈士陵园等地开展缅怀革命先烈活动；三是组织史志专家为青少年推荐优秀史志书籍，与报社、电台联合举办史志知识竞赛和读书征文活动等；四是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奉献活动，在为新四军老战士、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提供志愿服务的同时，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五是举行专题史志宣传图片展，向学校赠送史志图书，增加学校图书中史志教育书目的比重，等等。通过这些活动，使广大青少年学习历史、了解地情，进一步树立远大理想，培养爱祖国、爱家乡良好品质。

二是进机关。通过组织各级各单位史志知识竞赛，将史志书籍作为机关工作人员必读书籍，进一步加强机关党员干部对党史、镇江发展史的理解和掌握，使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能够时刻用党的历史鼓舞和激励自己，时刻用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切实达到以人为镜明得失、以史为鉴知兴替的目的。

三是进社区。随着经济的发展，社区职能更加广泛，社区更需要历史文化的渗透。通过组织“史志书籍进社区”、“史志宣传板报进社区”、“史志服务进社区”等活动，使广大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史志教育，从而不断增强党和政府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四是进党校。利用党校这一主阵地，在党员干部轮训中开设史志课程，教育党员干部在形形色色的人生哲学、社会思潮面前，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坚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保持良好精神状态，提高党员干部为民执政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

五是进军营。与驻镇部队联合建立史志教育基地，为广大青年军人提供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实践课堂。在“八一”建军节、国庆节等重要节日与驻镇部队加强联谊，一方面扩大史志工作影响，另一方面使广大军人保持革命光荣传统，进一步坚定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信念，增进军政军民情感。

六是进农村。农村是史志宣传教育工作的一个薄弱点。史志工作者要站在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高度，从培养新型农民，建设新型农村，开展新型农业的角度，通过定期送史志书籍下乡，对农村党员干部群众进行史志知识、科技致富知识讲座，尽快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群众的知识水平和致富本领，引导广大农村党员干部群众争做发家致富的带头人，进一步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动农村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

树立改革意识 实现载体创新

让广大群众牢记党的光荣历史，了解镇江发展史，是市史志部门及其工作者神圣的职责。史志宣传教育工作的突破口和切入点，关键在于构建一个或几个良好的工作载体和平台。传统的史志宣传教育工作阵地，主要是通过创办史志书刊这一载体，以通俗性、大众化的特点，来宣传史志工作。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在办好史志书刊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探索、开辟新的宣传教育阵地。

一是开办史志网站。开辟史志网络新阵地，这样一方面可以促进史志工作的信息化、网络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社会各界了解史志、重视史志以及研究史志，扩大史志宣传教育的覆盖面。

二是开展部门间合作。与有关单位联合开展活动，有意识地加入史志工作内容，丰富活动内涵；制作综合性展板，吸收部门、单位加入活动中，在广场、街道、社区、学校、公园等处进行巡回展览，扩大史志工作的影响。

三是开辟宣传讲坛。利用理论研讨会、史志报告会等载体，宣传史志工作及其典型，不断夯实史志宣传教育基础。

四是开发史志宣传教育基地。充分利用纪念馆、烈士陵园及革命遗址遗迹等史志宣传教育基地，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重温党的创建历程，学习革命传统。

五是用好革命纪念日。在革命传统纪念日，联合相关单位召开座谈会，发表纪念文章，播放革命史料影视片，宣传老革命、老英模、老领导，学习他们的崇高革命精神，激励全社会工作热情。

六是建立联系点。尝试设立史志工作联系点，增强工作的可操作性，通过点上的指导，总结形成经验，再实现面上推广，通过点面有机结合，真正收到点上开花、面上结果的效果。

对修志资料选用的一点认识

严志清

到地方志工作已有20年了，参加第二轮修志工作也2年多了，现将在编纂过程中对资料的选用谈点个人认识。

一、 对修志的认识

地方志是地情资料书，地方性、资料性是地方志的基本属性。资料是地方志编纂的基础，资料工作是贯穿于志书编纂过程始终的一项最基本的工作。但是，仅仅一般性强调资料的重要性还不够，因为地方志不是一般的资料书。正如胡乔木同志所指出:“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李铁映同志也指出:“地方志是我国地情、国情的重要载体”，“新编地方志是一种特殊体例的著述，是汇集我国自然、人文、社会、经济的历史和现状的全面、系统、准确的国情书、地情书”。地方志是全面、系统、准确的地情、国情载体，是严肃、科学的资料书，明确指出了地方志的重要地位与其在资料方面的极高要求。

地方志资料不但要全面、系统，还要真实、准确，选用得当，即全、真、准、当。对收到的大量资料，还须下一番鉴别考证的功夫，做到取精用宏，选材精当，才能编出高质量志书。志书才能成为史信，具有考证性、权威性。

编纂志书，编纂者并非具有了传统的政治条件(党员、干部)就能胜任志书的编纂工作，最重要的是具备有较高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政治理论水平，坚定的群众路线、观点和立场等。只有这样，才能目光犀利，见识不凡，从而高屋建瓴，全面、正确地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深刻揭示事物的内在联系，从中总结出事物固有的客观规律，以确保资料的科学性、深刻性，为人们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提供可靠的依据。其次，要有较强的业务能力。因为志书涉及的知识面十分广泛，涉及自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诸如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等。这就要求编纂者知识面要宽，要掌握各方面的知识，包括写作所必要的语法、逻辑、修辞等知识;方志学基础理论和方志编纂知识，熟悉各种文章的体裁和写作方法。要具有阅读的能力和搜集资料、整理资料、考辨资料的能力;具有对所得的资料能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及发展的观点，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能力等。

二、对修志资料的鉴别与考证

对志书编纂而言，未经鉴别考证与整理的资料，还处于“自然形态”。这些资料，由于其来源不同，形成的时间、过程、目的，以及资料作者的局限，传抄、摘录、印刷的差错等，难逸有疏漏、隐讳、歪曲、失实的情况。只有通过对相关资料进行对照、比较、分析，发现矛盾，深入研究，得出结论，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让史料反映史实，从而反映事物发展的本来面貌与本质真实。鉴别考证的内容，一是同一事项而有不同记载者;二是虽无不同记载而有疑义者。

资料的鉴别考证是一项艰巨而又严肃的工作，必须认真对待，力求严谨。要消除成见、偏见，尊重史实，力求客观。要抓主要问题，主要矛盾，不为细微末节所迷。不从个人兴趣出发，不钻“牛角尖”，不让琐碎问题喧宾夺主。如重大事件，就要抓住事件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经过、结果、影响及有关主要人物。对经济类、重要企业，则要注意对影响生产力、生产关系变化的有关问题搞清楚。数据，则要把基本统计指标、或从实际出发对小数点以前或百位以前，千位以前的数据搞清楚，不必都精确到百分之零点几才罢休，不必每个数据都去考证清楚。

当发现资料之间有矛盾时，一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判断取舍:

第一、图书报刊资料与档案资料矛盾，以档案资料为准。因为档案资料是第一手资料，是历史真实记录，反映的史实相对可靠。如果没有充分资料证明档案资料有误，则应以档案资料为准。

第二、内部资料与外部宣传资料发生矛盾时，以内部资料为准。内部资料包括会议记录、工作笔记、信函、内部通报、工作简报等，也多为第一手资料或根据一手资料形成的二手资料。外部宣传资料往往根据某些需要作了加工取舍，不一定完全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

第三、距离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较近的资料同距离事件发生时间、地点较远的资料有矛盾时，以较近者资料为准。”时近易则核，地近易则真”，是史料考证一般原则。

第四、亲历者提供的资料与旁听者资料有矛盾时，以亲历者资料为准。当然，这是指亲历者对事件的陈述，而非对自身表现及评价，同时还要考虑其与事件的利害关系。此外，对口碑资料，还须与相关书证资料互相印证。

第五、统计数据不一致时，以统计局正式公布的资料或主管部门、单位提供的资料为准。

对抄错、抄漏者，则须追踪溯源查证所据原资料。有歧义者，可借助其他旁证资料予以判断。

三、 对修志资料的整理编纂

对修志资料的整理。一是实物类资料，如照片、拓片、书画、录相带、录音带、光盘及其他有史料价值的实物。实物资料要登记造册、存档入柜，妥善保管。二是文字类，如资料卡片、资料复印件、口碑记录及成本的书籍、表册等。文字资料要分类、编目、立卷、装订。三是编纂资料长编。有人说:“以事为序的称汇编，以时为序的称长编”，这种说法并不确切。资料汇编与资料长编两者目的相同，都是为了便于编纂志稿。汇编可按修志篇目分类编排，也可不按篇目编排，而资料长编一般都按篇目编排。汇编对资料的筛选较粗疏，长编对资料的筛选要精细。汇编只是对原始资料进行一般性汇集编排，长编则可进行摘录串编及其他形式的初步整理加工，如根据原始报表选择数据重新制作统计表等。

编纂资料长编便于熟悉资料内容，便于发现资料缺漏，便于鉴别考证，便于编写、审查志稿，便于保存资料，便于利用其资料开展服务等优点。

编纂资料长编之前，首先要修订、确定志书篇目，因为它也是资料长编的框架。其次是对资料检查、梳理、归类。对筛选的资料，要剔出无关的、孤立的、背景不明的、细微末节的资料。剔除的资料也应保管好，以备查验参考。编纂时，要摘录实质性的反映史事的资料，力避空泛。对零星的资料和数据，可以适当整理，也可加按语，对相关资料情况加以说明，或提出问题和疑问。

编纂资料长编一般根据志书编纂篇目，按篇、章、节、目，以时为序辑录资料，主要采用纂辑体，即以摘录原件段落为主。同类的数项零星资料则串编成文。图、表、可复印置于相关部分，分散的数据适当整理并注明所摘资料的来源、资料作者、原件名称、章节、页码及发布时间等内容。

编纂资料长编“宁失于繁，勿失于略”。同一史事的直接资料、间接资料、主体资料、背景资料、典型资料、佐证资料等，凡反映事物始末变化、起伏兴衰、成败得失、因果影响的资料，无论其相互矛盾与否，均应入编，力求全面、系统，以利考证取舍。

四、 对修志资料的选用

修志资料选用应掌握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宏观性、综合性资料，条、块、面、点相结合；二是在规定地域、时限和行业范围的资料；三是体现修志宗旨的资料；四是反映事物基本面貌的资料；五是体现地方、行业、时代特点的资料；六是反映事物本质、体现规律性和经验教训的资料；七是典型资料和重要细节资料；八是基本统计指标与可比性强的数据资料；九是反映新生事物和事物发展趋势的资料；十是对事物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活动的资料等。

宏观性、综合性、概括性资料，典型性、特色性资料，以及基本数据资料，是反映一个地方、一个行业、一个单位基本情况与主要特色的，因此是修志选用的主体资料。

在选用资料时应避免选用无代表性的资料、未经核实的资料、似是而非的资料、有消极因素的资料和应保密的资料。

总之，修志资料的收集、整理、考证、选用是编好志书的基础性工作，是编出高质量志书的关键，是检验修志工作者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的一面镜子。

从镇江市解放初期的金融物价斗争看坚持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

严杰姣

金融物价关系到国计民生，是经济领域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党和政府一向十分重视金融物价问题。解放初期，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步骤和强有力的措施，领导人民战胜重重困难，在新中国诞生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结束了国民党时期连续12年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也结束了旧中国几十年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这是建国以来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一次重大胜利，它标志着我国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对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已经开始确立。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我们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金融物价斗争的重要性和正确性，有了党的英明领导，创建伊始的新中国才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克服财政与经济上面临的巨大困难，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建设中国、发展中国。

一

1949年4月23日，镇江解放，古城获得新生，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喜庆胜利。然而，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面对的经济形势却不容乐观，党和政府面临重重困难和严峻考验：从全国范围看，此时全国解放战争仍在进行之中，前方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国家财政状况相当吃紧；新解放地区，国民党的残余武装同当地恶霸势力相勾结，以土匪游击形式搞破坏活动；旧中国留下来的是十分落后的经济，生产严重萎缩，商品物资匮乏，通货膨胀加剧，金融货币混乱，市场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国家财政经济十分困难。从镇江来看，镇江虽然水陆交通畅便，且是国民党政府的江苏省会，但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是一个典型的商业消费城市。国民党时期长期滥发纸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这也滋长了许多商人的投机心理，商界乃至一些生产行业普遍追逐暴利，大批资金纷纷转向金融投机，买空卖空的商家越来越多，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当时，在镇江城内的牙行（一种本身没有什么资金，靠一杆秤一把算盘介绍交易，代客买卖收取佣金的行业）就涉及粮食等21个行业，达500余家。①许多商人受反动宣传的影响和特务造谣的欺骗，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存在恐惧心理，不信任、不使用人民币，买卖货物多以银元计算物价，且收购金银，暗藏物资。解放初期，党和政府对原有私营金融业（钱庄业）实行暂时利用的政策，允许其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在国家严格管理监督下，发挥其调剂社会资金的作用。由于当时的私营钱庄对党的政策心存疑虑，绝大多数未复业，而国家银行又忙于自身的创建工作，一些原私营钱庄的从业人员见有空子可钻，便乘虚而入，纷纷开设地下钱庄，投机牟利。当时仅镇江市区就冒出了131家地下钱庄。市内30家银楼和这些地下钱庄大多参与了金银黑市买卖活动，全镇江市公开从事黄金、银元投机的贩子逾千人。投机商人兴风作浪，使初解放的镇江遭受三次大的涨价风潮。

第一次：1949年5月下旬、6月上旬，上海由于大奸商操纵金银投机，致使上海及其邻近地区市场物价扶摇直上。这时，一些商人见到物价上涨，便用大量游资购置金银、屯积货物，促使物价一涨再涨，市场秩序日趋混乱。受其影响,镇江银元价格也一日数跳，6月2日至6月10日，一枚银元从660元（旧人民币，下同）暴涨至1800余元。此次涨价，银元带头，纱布、粮棉及其他商品相继跟上，行情逐日看涨，价格扶摇直上。6月4日至9日,短短6天,与5月份平均价格比较，米涨154﹪，面粉涨164﹪，油涨118﹪，纱布涨104．4﹪。②

第二次:1949年7月,镇江地区遭受狂风暴雨袭击,洪水泛滥,大批粮田遭淹,秋熟收成无望。严重的自然灾害引起了群众的极度恐慌。投机商人趁水灾和粮食青黄不接，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米价率先上涨，随之市场物价波动。全月平均较6月份，米上涨163﹪,面粉上涨91．8﹪,油上涨104﹪,纱上涨80.4﹪,布上涨86.2﹪。③

第三次:从1949年10月开始,上海市场物价再次出现涨风,进入11月,涨势更猛。上海的特殊地位影响全国，波及镇江。镇江市以纱上涨为先,蔓延至粮食五洋杂货等价格全面上涨，涨势之猛，持续时间之长，均超过前两次。以11月平均价与10月相比，纱涨183.7﹪，米涨194﹪，面粉涨159.8﹪，豆油涨167.3﹪，布涨143.3﹪。④

猖獗的银元投机，严重地冲击了金融市场；物价的暴涨，危害着经济的恢复及人民生活的稳定。严酷的事实说明，不制止物价飞涨之风，就无法取得与资产阶级争夺经济领导权斗争的胜利。因此，金融物价斗争已不单限于经济范畴，而是我们党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一次大较量。这场斗争不仅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关系到社会治安和人民生活的稳定，而且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能否在政治上站稳脚跟，关系到刚刚建立的革命政权能否巩固的大问题。党和政府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挑战和考验。

二

早在解放初期，镇江地方党组织和政府就密切关注市场的金融物价，根据上级制定的统一政策和镇江实际情况，在狠抓生产这个中心环节，大力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同时，坚决、及时、果断地采取措施，整治混乱的金融货币和市场物价。

首先，加强对金融货币的管理，禁止金银自由流通，让人民币迅速占领市场。

镇江解放第四天，市军管会便张贴布告，宣布人民币为合法本位货币，华中币作为人民币的法定辅币与人民币按固定比价等值流通；金圆券等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为非法货币，暂准流通10天，过期严禁使用。4月29日，市政府有关部门正式收兑金圆券，此项措施的实施，迅速排除了伪币，使人民币占领了市场。但是，投机商对政府的法令置若罔闻，继续扰乱金融市场。5月28日，市军管会又颁发布告，要求“严禁以银元计算物价，买卖货物，一切交易标价、契约、往来帐目必须以人民币为本位”、“一切银号钱商小贩，不准沿街或应集成市喊叫银元买卖，不准买空卖空，造谣惑众”。党和政府为了在短期内照顾从事银元买卖的小商贩的利益，准许他们到市人民银行登记，暂时允许凭证在指定地点的金融交易场所进行交易。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银元投机愈演愈烈，以致刮起第一次涨价风。为了平息涨价风，市军管会和市委市政府，广泛深入地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斗争。6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颁布《华东金银管理暂行办法》；12日，中国人民银行镇江支行开始挂牌收兑银元、美钞；13日，市军管会宣布即日起停止金融交易，撤消伯先公园、大都会等金融交易市场；召开工商界代表座谈会，促使他们响应政府号召，反对投机；举行2．2万人参加的全市“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群众大会，会后还进行大游行，将宣传活动推向高潮。组织工商、公安、人民银行等部门和单位组建立13个经济检查大队和工作组，深入各银元黑市市场和地下钱庄进行明查暗访，到车站、码头等交通要道进行稽查。12日至17日，全市共查获黄金224两、银元2400枚、美钞364元。由于措施得力，及时打击和制止了银元投机，使镇江市场粮油价格出现了明显回落。6月10日，中等籼米（石）、面粉（袋）、豆油（斤）的价格分别为1．4万元、0．6万元、0．05万元，至6月15日，价格分别回落为1万元、0．36万元、0．032万元。⑤

第二，控制主要物资，集中抛售。

反银元投机的胜利，仅是初步的胜利，投机商人、不法资本家在经济上并未受到重创。他们将投机目标转向囤积货物，转向粮食纱布市场，妄想通过抢购、套购重要物资，继续操纵市场，左右物价，与共产党在经济上进行较量。党和政府针对这一图谋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以迎接资产阶级的再次进攻。刘少奇说过：谁掌握了市场，谁就在实际上掌握了经济上的领导权⑥。早在1949年6月，镇江市就成立了苏南建中贸易公司镇江分公司。在前两次物价暴涨期间，该公司在党的领导下，与投机势力作了反复较量：大量低价抛售各种重要物资，充实货源，调剂市场，平抑物价有力地遏制了市场上的涨价狂潮。在第二次涨价期间，国营建中贸易公司从苏北、皖北等产粮区采购，以低于市场5～10﹪的价格抛售，终于平息了涨风。在第三次 物价上涨期间，镇江市委、市政府遵照党中央“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予适当教训”的指示，和全国统一步调，领导建中公司积极筹集物资，于11月26日起，以低价大量抛售，仅三天时间，就售出纱包1482包、布48匹、米52935斤、面粉321袋、豆油888斤，回笼货币16253万元，并使纱布和粮食价格平均下跌20﹪⑦。接着公司继续大量低价抛售物资。从12月1日至20日，公司纱布的销售量就占到全市纱布总销量的50﹪以上。⑨为防止物价再次猛涨，建中公司仍然继续组织货源，而投机商人则预料1950年春节后“开红盘”（指每年春节后首次交易开价）必大涨，纷纷筹集资金，囤积物资，准备与国营公司再作较量。正月初五，开市后的粮食市场一片涨声，当建中公司以中米每石36万元价格开盘后，投机商人试图背水一战，纷纷购进，仅几分钟就成交一百多石，妄想待国营公司粮食售罄，即哄抬物价，牟取暴利。那想建中公司粮食价格越售越低，最后以每石29万元收盘时，私商再无一人喊买进，投机商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市场物价迅速地下跌。同时，政府又收紧银根，使投机商措手不及，资金周转不灵，纷纷破产。

第三，加强市场物价管理，确保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

如前所述，镇江一些不法商人和投机资本家趁国家财政困难和市场物资供应不足之机，采用囤积居奇等手法，哄抬物价，一次又一次地掀起涨价之风。为此，市委、市政府遵照上级指示和政策，对关系国计民生的许多重要物资的生产和流通严加监督，集中收购，集中贸易。1949年底至翌年春，全市以国民经济为主导建立了粮食、棉纱、食油、五洋杂货等四个专业市场，取缔场外交易，加强市场和物价管理，保护国营商业物价不被私商破坏，并对少数敌视人民政权、带头哄抬物价的投机商人、不法资本家依法予以惩处。与资产阶级争夺经济领导权的初战胜利，使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取得了领导和稳定市场的主动权。

第四，取缔地下金融机构，打击非法金融活动

镇江解放不到一年，就经历了三次大涨价，其中地下钱庄和部分私营行庄在调集投机资金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他们从事黑市买卖金银活动，私自经营存、放、汇业务，任意抬高利率，许多钱庄成为投机资金的枢纽和重要调集场所，严重地扰乱了市场，破坏了金融货币的管理和市场物价的稳定。对此，政府有关部门依法逮捕了扰乱金融情节严重的地下钱庄业主。并对全市的地下钱庄业主进行政策教育，宣布其金融活动为非法，必须取缔，令其自行转业。这些地下钱庄业主看到投机无门，只得表示悔过、停歇转业。在对待私营行庄，市委、市政府则采取“严格管理”、“积极疏导”的方针，限制其非法活动，组织其资金投入生产。物价上涨期间，市人民银行联合私营行庄成立“银钱业利率委员会”，按照物价利率规律采取机动调整利率的政策，吸收了大批社会游资，同时，还举办“星期存款”业务。在政府的严格管理监督之下，私营行庄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调剂社会资金的作用，有利于金融物价的稳定。

三

金融物价稳定及财经统一是建国后党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毛泽东高度评价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它打破了帝国主义分子所谓“中国的解放战争虽然胜利，但是财政经济的困难是无法克服的”预言，被海内外许多怀疑共产党能否搞好经济的人叹为“奇迹”，从而以事实证明共产党不仅能够建立新中国，而且完全有能力治理好这个国家。纵观建国初期党领导的这场金融物价斗争，不乏宝贵经验可供后人借鉴。

首先，众所周知，经济规律决定了市场物价，受供求平衡，对物价稳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解决经济问题最终需要依靠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手段和经济办法。资产阶级试图通过控制人民群众生活必需品——粮、棉，达到哄抬物价、牟取暴利之目的。为了同资产阶级斗争，并取得斗争的胜利，党和政府把大力组织物资供应作为平抑物价的根本措施，首先成立国营贸易机构，经营粮食、纱布等主要生活必须品，在物价上涨期间，从老区组织大量物资，低价向市场抛售，发挥了国营经济主渠道作用。一般说来，只要控制了市场上主要几种产品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便取得了市场经济主动权。当时人民政府就是通过多种渠道，掌握了50亿斤粮食，控制了全国煤炭产量的70﹪，66﹪的食盐，30﹪的纱，50﹪以上的布匹作为调剂市场、平抑物价之用。掌握如此庞大数量的物资，是私商无法办到的。正是有了雄厚的物资基础，使党和政府能够采用经济手段最终战胜资产阶级，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开始取得对其他经济成分的领导权。

第二，稳定金融物价，需要政治手段与经济手段相配合。

初解放时，由于长期物价波动，使许多人民群众只相信金银，不信任人民币，人民币不能作为本位币流通。投机商人趁机兴风作浪买卖金银，扰乱了金融市场。一些坏人也大肆造谣惑众，如在上海，就有人扬言“人民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得上海”，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在如此严重、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下，完全靠经济手段稳定物价、树立人民币信用是难以奏效的。为了对资产阶级进行严厉打击，禁止银元买卖，拘捕严重投机者，并于此基础上，实施金银管理办法，使人民币迅速地占领了市场，成为流通于生产的唯一合法货币。

第三，稳定金融物价，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人民的利益就是我们党的利益。综上所述，我们看到，稳定金融物价，靠的是我们党正确的方针政策，简言之，靠的是我们党的领导。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为稳定物价，曾进行过所谓的“币改”，其结果是“金元券”、“银元券”发行不到几个月就崩溃了，人民群众蒙受了更大的损失，人民的财富流入了统治者的腰包。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极其混乱的金融市场和受投机资本操作的涨价狂潮，党和政府采取了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相继组织了同投机资本作斗争的一次次“战役”，使国营经济初步取得稳定市场的主动权，并实行对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达到国家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和市场物资供求的基本平衡，从而从根本上保证了市场物价趋于稳定，创造了在建国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实现金融物价基本稳定的奇迹。在这场斗争中，坚持党的领导，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是关键。正是由于自始至终充分发挥了这种政治上的优势加上它所转化的经济优势，才使得这场斗争取得最终的胜利。我们党在财政经济战线上取得的这个胜利，足以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是无敌的，在政治上是坚强的，在经济上也是完全有办法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并且是完全有能力领导人民治理好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注释：

①《大众日报》1951年5月23日

②③④《镇江市一年来工商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8月13日）

⑤《前进日报》1949年6月17日

⑥《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P77

⑦《前进日报》1949年12月3日

　　　　　　　　　　　　　　　　  作者单位：bet365平台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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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城区年鉴区域性原则的实践意义

京口区史志档案办公室　  徐海龙

城区年鉴作为城区人民政府主办、相关职能部门承办的地方综合性年鉴，在促进城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目前基本上是按行政隶属关系编纂的城区年鉴相对于县（市）年鉴仍让人觉得有诸多不足。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国民经济在地统计的实施，按照区域性原则编纂城区年鉴或许更有利于年鉴功能的更好发挥和自身发展。

一、区域性原则是城区年鉴体现“一方之地情”的基本要求

区域性原则，即区域完整性原则，是指年鉴记述的范围必须保持地方社会的完整性。这一原则对县（市）年鉴不成问题，对城区年鉴则要求将记述的范围由隶属关系向行政区域延伸，以体现区域的完整性。

首先，坚持区域性原则有利于城区年鉴进一步规范。根据去年5月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下称《条例》）的定义：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因此，全面反映“一方之地情”是综合性年鉴的一个基本规范。城区年鉴作为县级综合年鉴，理所当然地应受《条例》调整，其所记述的范围应当涵盖行政区域的所有事项，而不能以行政隶属关系代之。尽管城区有其自身特点以及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年鉴编纂严格遵循区域性原则有一定难度，但从年鉴的理论和规范上看，其记述的范围与行政区域相吻合，系统、完整、全面地记载本行政区域全貌则无可非议。

第二，坚持区域性原则有利于进一步体现城区地域特色。城区地域不大，但内涵极为丰富。千百年甚至数千年的历史沉淀，使得一些城区特别是老城区多为一地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金融中心，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商业繁荣、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高度集中，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最集中、最突出、最显著。城区政府依据属地原则对区域社会事务行使管理和服务，而区域内的工业交通、邮电通讯、金融保险、医疗机构、科技教育、社会团体、旅游景点等绝大部分单位并不隶属城区，存在着条块分割的现实矛盾和密不可分的相互联系。市、区政府依照各自职权在不同层次上对城区行使管理，决定城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部分通常由市政府统一领导和组织实施，而这些成果又都体现在城区范围，构成城区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资源优势和地域特色。城区年鉴仅按隶属关系记述将使地域特色大大削弱，城区的整体风貌无法体现，而按照区域性原则把虽不属城区直管但位于城区的相关事项记载下来，对于展示城区地域特色就非常必要。

第三，坚持区域性原则有利于进一步凸现城区的区位优势。年鉴的基本属性是信息。年鉴编纂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汇集地情资料，建立完整的区域信息平台，以实现区域内的资源共享、人气聚集、丰采展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和谐发展。因此，通过地情资料反映一地资源要素的存在状态，推动资源要素的有序流动，有利于区位优势的充分展示推动资源要素的有序流动，。例如，京口区内的学府路虽然只有数公里，但却聚集着江苏大学、江苏科技大学、镇江高专三所高校本部，以及省镇江一中、镇江职教中心等众多学校，其丰富的科研成果、密集的各类人才以及6万多师生的广泛需求，无疑是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和巨大潜力。又如，辖区内旅游景点的规划、建设、发展以及游客接待量、游客的构成、门票收入、创汇等年年有新意的信息，对城区政府虽无直接利益，但对提高景点的知名度和吸引力、促进本地旅游业的间接消费和城区繁荣则大有好处。再如，城区的道路、水、电、街心公园等大多为市政府的公用设施，而这些公用设施的逐步完善对城区投资环境的优化意义不可小觑。还有，城区特别是老城区发展空间相对狭小，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潜力很大，并且虽不属城区但位于城区的各类企业也不乏存在通过招商引资实现结构调整水平提升加快发展的迫切愿望。选择适当角度反映辖区这类信息资料，正是区位优势的重要表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轨，原有的企事业单位由“条”上的集中管理转变为“无主”的自我管理，“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条块分割的篱笆正在逐步消除，“同顶一片蓝天，共居一方热土”，在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共建、共创、同荣、同发无疑是城区和谐发展的大趋势。对于这种“寸土寸金”的区位优势，城区年鉴只有遵循区域性原则才有利于进一步展示城区的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

二、区域性原则是城区年鉴凸显自身功能的潜力所在

年鉴编纂的目的在于发挥年鉴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是《条例》的一个突出亮点，也是对年鉴 “存史、资政、教化”功能表述的一个突破和发展。坚持区域性原则，有利于凸显城区年鉴功能的潜力。

县（区）作为国家机构中连结宏观与微观的中间层次，其职能行使更贴近基层、贴近群众、贴近实际。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出发，着力反映区委、区政府领导人民群众推进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新成就、新经验，突出体现区委、区政府在执政为民、富民强区工作中的新思路、新举措，始终是城区年鉴的主要内容。只有这样，才能凝聚人心，鼓舞士气，促使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同频共振”。而在此基础上把记载的范围从隶属关系向行政区域延伸，全面、客观地记载城区的地域特色、区位优势和发展变化，有利于年鉴资政功能的进一步提升。一是，不直接隶属于城区政府的辖区单位，一方面要按属地原则接受城区政府的管理和服务，另一方面又对城区发展和辖区居民提供广泛的服务，是城区发展应当而且可以共享的要素资源和人际资源。城区年鉴从各方需求的交会点切入，恰当记述和反映辖区单位有关情况正是增强资政功能的重要方面。二是，城区政府功能的特殊性决定了城区的发展相对于县（市）更离不开上级机关、部门。在城市建设、管理、治安、社区服务、环境卫生等方面，上级机关、部门所做的工作固然是履行其自身职能，但本质上也是城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区年鉴在记载城区工作的同时记载上级机关、部门的相关工作，并通过赠送、发行年鉴，有利于宣传城区以及加强与上级机关部门的沟通情况、融洽关系，增强城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合力。三是，对于希望了解城区以及准备到城区创业、发展的境外客商和外地民商来说，不仅需要了解城区政府的优惠政策以及亲商、安商、富商的思路、举措和诚信度，还需要了解与他们投资兴业直接相关的综合环境。只有完整地反映本地区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状况，城区年鉴才能真正成为外商全面了解城区最直接、最简单、最方便的窗口，其最终结果也完全符合城区政府“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发展理念，从而更好地实现资政功能。

从年鉴的存史功能看，区域性原则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城区年鉴作为存史、传世的“官方信史”，记述的地情信息应当是完整的、全面的，而不能是残缺的。近十多年来我国城市化建设用“突飞猛进”来概括并不夸张，老城改造、新城建设，道路拓宽，新企业进驻，老工厂搬迁，以及某些著名商店、文物古迹、名人故居变迁等等皆是常事。路宽了，楼高了，天蓝了，城市美了，旧貌换新颜的种种大发展、大变化如不按区域性原则如实记述，年鉴的存史功能将大打折扣。就京口城区而言，长驻区内数十年的丹徒县党政机关异地新建，数十年后谁知旧址何处，规模几何？同样，京口区是镇江市委、市政府所在地，随着市区范围的扩大、市行政中心的新建，市级机关乔迁只是时间早晚而已。作为存史的城区年鉴对此如不记载必定是个漏缺。对于辖区内的英模人物、科技创造、名优企业、特色产品、新的良俗民风等等，如果也囿于“隶属关系”，历史的沉淀也会因诸多缺失而遗憾。事实上，对城区全貌的逐年记载构成城区沿变的历史轨迹，从近期看能够更好地为现实服务，从长远看能够彰显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有利于后人从中分析出规律性的东西，使年鉴的存史功能作用得到提升。

城区年鉴教化功能的更好发挥，也取决于年鉴能否全面、系统、客观地记载区域内形成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成果。城区地域的特殊性，决定了推动城区经济社会发展主体的多元化。市、区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辖区单位和居民的智慧创造，共同构成了繁荣的、富强的、秀丽的、文明的、发展的新城区。城区年鉴正是通过文字、图表、照片、音像等记录城区的变迁、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表现人民群众奋发向上、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润物无声地感染读者，激发人们“月是故乡明”、“水是家乡美”这种偏爱家乡的情绪和倾向，产生 “谁不说俺家乡好”情感共鸣。同时，通过有组织和自发的读鉴用鉴，更能鼓舞人、激励人、教育人，进一步提升年鉴的教化、育人功能。

三、区域性原则是城区年鉴健康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

年鉴事业的存在和发展是年鉴功能作用或社会效益的物质载体。区域性原则对城区年鉴存在和发展的意义，一是有利于扩大可用、有效的信息量。在一定的行政区域范围内，有效信息完整性的缺失，既是一种遗憾，也将导致年鉴编纂的“米少难炊”。现有城区年鉴数量相对较少和内容相对单薄足已证明这一点。一是有利于引起领导重视。编纂年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城区政府的法定职责，领导重视没有疑义。但年鉴作为一项文化事业，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大局中处于从属和服务的地位。怎样才能使领导在繁忙事务中进一步关注年鉴？可以说，区领导对直管范围内的人和事都了如指掌，正所谓“家门口水塘深浅都知道”，而辖区范围内的其他事项则有可能使领导进一步开阔视野，拓展思路，为科学决策提供区情依据，从而符合逻辑地产生重视、支持年鉴工作的愿望和动力。三是补充经费的不足。年鉴也是劳动产品，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条例》规定年鉴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一般来说，县级城区财政，除经济特别发达的地方外完全保证年鉴所需经费是有些难度的。要使年鉴工作顺利进行，经费的缺口部分只有靠年鉴产品的市场运作求得解决。主要的也就是两块，首先是组织彩页，其次是扩大发行。位于城区的各类企业特别是产品和服务面向社会大众的企业，是期求通过媒体公关树形象、创名牌、提高知名度的最活跃的群体。城区年鉴的权威性、资料性、实用性的特点，也极有可能受到辖区企事业单位的广泛欢迎，从而有利于提高彩页稿源和年鉴发行的数量。彩页组织的得当和发行数量的提高，客观上标志着年鉴内在质量和社会效益的提高。反过来说，离开区域性原则放弃辖区内的其他资源和市场，年鉴的经费和产品由政府大包大揽，象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工厂品那样在“隶属关系”范围“内部循环”，年鉴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将大大削弱也是显而易见的。四是有利于年鉴的交流和提高。据“中国年鉴网”的资料显示，我国目前编纂年鉴的县级城区相对于县（市）比例很小。其原因，既有观念上的偏差，操作上的难度，也有经费上的不足，信息量上的单薄。有鉴于此，有些城区不得不两年一鉴，甚至三年一鉴，这与年鉴是“年度资料性文献”的要求也不符。坚持区域性原则，有利于城区年鉴拓宽容量、丰富信息，增强自身实力，提高社会效益，实现良性循环，真正做到“一年一鉴”。同时，城区年鉴也只有做到一年一鉴，才有利于与先进城区的年鉴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不断完善和提高。否则，人家一年一鉴，你是两年一鉴、三年一鉴甚至五年一鉴，在这样的平台上，要真正做到平等交流是有很大难度的。而没有较高层次上的相互交流和借鉴，也是不利于城区年鉴自身健康、持续发展的。

浅谈志稿的篇幅控制及初审重点

质量是志书的生命。志书质量的优劣，关系到修志工作的成败。责任编辑对志稿的初编工作是整个修志编纂过程中关键和重要的环节，编辑质量最终影响和决定着志书的质量。续志篇幅控制成为争创精品佳志的重要内容之一，修志过程实际就是一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过程。

笔者作为一名责任编辑，审阅所分工《财政》《国税》《地税》志稿和《金融》部分来稿。《镇江市志》《财政﹒税务﹒审计》卷约7万字，《财政》计划字数约2.5—3万字，《税务》计划字数约2.5—3万字，其中国税约1.5—1.8万字，地税约1—1.2万字。而实际《财政》初稿大约近7万字，《国税》初稿大约3万字，《地税》初稿大约1.7万字。《镇江市志》《金融》卷（初稿）计划约10万字，实际《金融》卷初稿下的章《金融业务》累计8.43万字，还有其他内容如金融改革、金融机构、保险业务、证券业务、金融监督管理等未作统计，其中有些表格数据资料还未计算，实际形成的《金融》卷初稿字数远远大于预定的计划数。主要表现为：一是对资料没有进行处理。一些编写人员经过资料搜集工作后，掌握了丰富而大量的资料，在他们的意识里，无论哪一部分资料都很重要，扔掉哪儿都觉得可惜，干脆都写进志稿里去。有的对如何竖写不尽了解，认为志稿的竖写就是一年挨一年、一事接一事地记，于是造成了资料堆砌，无形中增加了志稿的容量；“越界”“越位”与己关系不大的材料记述；篇目结构门类排列不尽合理，层次不清；简单交叉重复的材料较多；背景资料渲染冗长；过多教科书式的定义、说明和解释；空乏的议论；繁琐的数字罗列和资料堆砌；不切实际的记述和无用的信息过多等等。二是没有选好记述角度。某些资料用于部门志比较合适，但对于市志来说却微不足道，作者在没分清孰轻孰重的情况下，一律记入市志中，这样就势必会增大志稿的篇幅；一些编写人员在条目的记述中，不能紧紧围绕条目的中心来记，无论相关不相关，只要是与工作范围相联系，一并记入志稿中，造成“眉毛胡子一起抓”。三是对编写志稿职责的认识有偏差。一些编写人员为了便于志稿的修改，减少再查找增补资料的麻烦，尽可能地多写一点儿，他们普遍认为删资料容易、增加资料难。此外，志稿中用词不精、逻辑性不强也是造成志稿篇幅过大的因素。

控制志稿的篇幅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控制篇幅？笔者认为，要解决志稿中存在的篇幅过长、容量过多、文字不精等问题，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进行调整和平衡：

一、对所编志稿的篇目结构进一步调整平衡。认真研究志稿的门类是否齐全，是否把握所记述行业内容的基本要素和重点，是否突出主体、突出重点，突出时代、地方和行业特色。门类排列是否按主次、发展先后、习惯、总分等顺序关系排列。篇目标题是否准确、简明、概括。分类是否科学，结构是否严谨，层次是否分明，然后依据事物的本质属性及相互间的逻辑关系、领属关系对结构进行调整。《财政》初稿中记述财政资金用于文化事业费支出的记述： 

┅┅重点用于扶持群众文化创作，小丹剧《称婆婆》、小扬剧《吴二赔情》、扬州评话《一笔救灾款》参加江苏省农村小戏《春到农家》晋京演出并参加全国第十一届“群星奖”决赛，全部获得金奖；歌曲《运河两岸好家乡》获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其他少儿故事、器乐、声乐作品均在全国获奖，同时，文化部门先后组织了300多场大型公益性演出活动，极大地丰富了广大城乡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象这段文字在《财政》文化事业费支出内容中可不作记述，但可以放到文化部类中记述。同样文教科卫支出中的教育事业费支出、卫生事业费支出、科学事业费支出应该与文化事业费支出一样着重介绍财政的投入及占同期一般预算支出的百分比等主要内容，而对文教科卫事业费支出中财政投入重点用于文化、教育、卫生、科学等结果，这些延伸的内容可调整分别放在文化、教育、卫生、科学部类记述。要写出有深度的志稿，在篇目结构记述上必须注意：第一，横分不能过细，要加强纵述和综述，以便于上下贯通，左右贯通，归纳分析。《国税》初稿，原稿节为《税收制度》《国家税务》，《国家税务》下设《征收税种》《税务管理》《征管制度》《税款征收》《税务稽查》《纳税服务》，《税务管理》下设税务机构、管理体制、征管模式，《征管制度》下设税务登记、纳税鉴定、账证管理、发票管理、纳税申报，《税款征收》下设征收方式、税收结构，《纳税服务》下设促产增收、文明办税、信息化建设。经调整节为《税制改革》、《税费（基金）征收》、《税务征管》。《 税务征管》下设纳税登记及申报、发票管理、减免税（退税）管理、税源建设、税务稽查、纳税服务（按时期简要记述，包括信息化建设）。修改后的结构比初稿严谨，分类更加科学，层次更加清晰。《财政》初稿中行政事业财务管理，只有制度性文件，有些年份出台的就一项文件，此时最好就总写，可归纳为对公用经费管理情况和人员经费管理情况，并记述具体执行情况。第二，不要过分求全，面面俱到。这样才能突出重点，突出特点。这些都是写深的必要条件。对同类事物多线记述、内容交叉重叠和分类过细、层次过多的现象，进行科学合并。按时期归并记述事物发展变化是比较好的方法，能反映历史发展情况,也能立体地、多方面地反映事物的属性。《税务》稿中无题序可简要概述1983年～2005年税务管理体制、征收的税种数及税收收入数的情况，可分1983年（起点）、1993年（国税、地税分设前）、1995年（国税、地税分设后首年）、2000年、2005年（终点）转折变化的时点记录，其中2000年～2005年可简要记述镇江经济发展变化情况及对税收经济的影响，而不需每年记述其内容。

二、对共性章节的字数进行平衡，避免共性章节篇目之间比例过分失调。如《镇江市志》《国税》初稿机构一节字数为660字，《地税》初稿机构一节字数为1400字，其中《财政》初稿机构一节字数竟为5000余字，部门志记述痕迹明显，不必详记人员、编制和内设机构及下属机构，可列表记录有关机构名称、单位成立的时间，重要的机构可作文字说明。机构职能调整内容可简述主要职责即可，机构领导变化可删除，该内容在组织机构一卷有专门记录。经过平衡，财政、税务志稿机构的字数控制在1000字左右。《镇江市志》《金融》卷（初稿）计划约10万字，而实际形成的《金融》卷初稿字数远远大于预定的计划数。《金融》卷下的章《金融业务》中的节《商业银行业务》人民币资产业务2.9万字、人民币负债业务 1万字，人民币中间业务（支付结算、银行卡业务）0.8万字，《外汇业务》1.2万字，《人民银行业务》下的《外汇管理》1.5万字，《其他金融业务》中的信托投资业务0.35万字、银行卡业务0.68万字，累计8.43万字，还有其他内容如金融改革、金融机构、保险业务、证券业务、金融监督管理等未作统计，单以《金融》卷《商业银行业务》中人民币资产业务和人民币负债业务为例，二大主体业务近3.9万字，其中有些表格数据资料还未计算，编纂者花了很大的精力收集、整理资料进行编纂，专业志的角度方面看，收集的资料全面具体，可逐年记述二大主体业务的内容，但列入《镇江市志》《金融》卷就不必每年记述二大主体业务的内容，这就要求编纂人员对起点、一些金融业务变化较大的年份和终点用文字分析和说明，其余进行删削，抓典型，记述有详有略，有重点有一般，相辅相成，使《金融》卷各章节的记述字数大体平衡。

三、对记述内容进行压缩删削。压缩缩减的目的是紧缩篇幅，筛选资料，笔削浮文，使志稿保持精炼，文约事丰。对志稿进行压缩删削主要注意以下几方面：

1、注意处理交叉重复，对材料重复或交叉记述的内容，按事物的本质属性归类记述，保留能充分体现事物整体性的地方，删掉其余，非记述不可的，注意变化记述角度，或者采取参见方法。“其他财政管理中”的“预算外资金财政管理”中一些内容与财政改革中“收支两条线”改革内容重复，建议两处归并在一处写。《地税》初稿《征收管理》一节中推动科技管理与信息化建设内容重复（推动科技管理放在《征收管理》下从结构上讲也不妥当），建议删去推动科技管理内容，保留信息化建设内容。《金融》初稿中在记述票据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及其他融资等内容时，在分别记述票据贴现和银行承兑汇票及其他融资业务时背景部分内容时有过多的重复，重复的这部分可删去。

2、注意压缩背景政策、工作过程等记述，避免主次不当。如《财政》稿件中财政体制改革一节中详细记述中央对省财政体制：

1983年至2005年，中央对省级政府财政体制的调整与改革分为两个阶段，1983年至1993年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1994年至2005年为分税制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的调整与改革，主要是为适应经济体制调整与改革的需要。1983年至1993年，实行是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的经济体制，财政体制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1994年以后，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财政体制实行分税制管理体制。紧接着又分别详细记述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和分税制管理体制的政策背景及及主要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政策，原先实行的统收统支财政体制已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1980年2月1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的通知》，决定从1980年起，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管理办法，以扩大地方财权，加强地方责任，调动地方积极性。这一体制的主要内容，一是，……二是，……

上述介绍财政体制改革的内容近1600字，象这样过多的背景介绍应该删去，可直接记述省对镇江市及辖（市）区财政体制即可。

3、压缩纯说明解释性记述，避免将志书写成教科书。同样以《财政》为例，财政改革一节中对部门预算改革、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农村税费改革等等均用名词解释，《金融》初稿中对人民币资产业务、人民币负债业务、固定资产贷款、流动资金贷款、消费贷款、技术改造贷款、基本建设贷款等等诸如此类众多的名词做解释，读者要了解这些定义和解释自然会到教科书中去查寻，志书记录的内容是有价值的信息，所以不应该在文中记述，可以删去。

4、压缩繁琐的数字罗列和资料堆砌，避免写成流水账。《金融》初稿中存在数据比较多，林林总总的静态数据，如不分重点逐年全部罗列到文稿中，无动态的纵比做分析，就不能全面、客观、系统地反映金融行业的发展变化，而且看起来有令人生厌的感觉，可用纵比做分析，或者用表格互为补充。用比较法，即按照不同结构和层次对资料进行系统、科学的排列，包括横比、纵比、相关分析，将事物置于一定的系统之中；用分析法，概括归纳、层层分析、多角度分析、画龙点睛。如《金融》卷初稿中《商业银行业务》中人民币负债业务下的人民币存款志稿中的企业及其他类存款有一段内容是这样记述的：

1983年末，镇江市企业存款余额2.48亿元，其中镇江人行（镇江工行）企业存款1.74亿元，占企业存款总量的70%；镇江农行企业存款0.27亿元，占比11%；镇江中行企业存款0.05亿元，占比2%；镇江建行企业存款0.42亿元，占比17%。1985年末，镇江市企业存款余额3.46亿元，镇江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企业存款分别占企业存款总量的60%、12%、5% 和 23%。1988年末，镇江市企业存款余额7.05亿元，比年初增加1.68亿元，增长31%。在企业存款余额中镇江工行、镇江农行、镇江中行、镇江建行、镇江交行和镇江城市信用社占比分别为52%、14%、7%、19%、7%和1%。

象这样的记述，可分别把1983年、1985年、1988年末镇江市的企业存款余额及占比按各大银行分别列表记录，让读者看后一目了然，有条理清晰之感。同样，《财政》初稿中“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节中，可用表格记述全市、市直和辖市（区）3部分的收入、支出情况。

5、压缩浮文。志书的篇目有限，在有限的文字中，要记述尽可能多的信息，这就要求去除一切空话、废话、套话、可有可无的话。如上述《金融》初稿中人民币存款中的储蓄存款记述：“┅┅1988年9、10两个月镇江市储蓄存款上升4100万元。为缓解资金困难，进一步稳定和增加储蓄，11月7日镇江市政府在镇江影剧院召开镇江市储蓄动员大会。镇江市市长在会上动员全市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大力发展人民储蓄事业，促进镇江经济的稳定发展，促进市场物价的稳定，促进人民群众生活的安定和改善。号召广大干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带好头；各单位、各部门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好这件大事。”再如《人民币资产业务》中的“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和“十四大”精神鼓舞下┅┅”“全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认真贯彻朱容基总理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信用合作社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前者为单位的具体做法，虽是为主体业务服务，但记述上重描述，缺资料性，后者为总结一类的话，属没有重要价值的信息，应该删去。

6、压缩过头的不切实际的议论，避免言过其实和有违志体一类穿靴戴帽的大话、空话，这样就如同树木删去枝蔓、保留主干，让志稿更加准确精当。如《财政》“概述”一节初稿：

“┅┅二十二年的镇江财政发展，凝聚了广大财税干部的心血与智慧；二十二年的镇江财政发展，反映了部门单位对财政工作的大力理解与配合；二十二年的镇江财政发展，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财政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镇江财政的发展史，是一部在收支平衡中谋求发展的历史”，“是一部全力推进依法理财进程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提高科学理财水平的历史”，“是一部践行为民理财理念的历史”，“是一部锐意财政改革不断进取的历史┅┅”。

 这段概述总计800余字，大部分字数为空话，且宣传色彩、评论较多，违反志书述而不作的原则。概述应是对23年财政事业发展情况所作的概括性记述，应以详实的资料说话，寓褒贬于事实之中，寓论断于记述之中。

笔者认为，控制篇幅不仅仅是对志稿的文字进行删减，而是在提高志稿资料质量层面上，对来稿进行去粗去精、去伪存真，既要删减不必要的内容，更要让真正的资料占据志书的空间，这才是更高意义上的控制篇幅。所以篇幅控制的另一方面是对有价值的资料进行增补，注意志稿是否存在资料短缺问题，如有资料不全、不明、不准、不清、不详等情况进行增加、完善、补充，对所承担修改的志稿必须做到内容充实，史实完整，能全面反映一地一事的基本情况。认真研究事物的基本要素,对缺漏的要素进行增补，包括不符合地域范围和时间断限要求的进行增补，增补能反映时代特色、地方特色、行业特色的主体业务资料。如《财政》初稿中对于财政（务）管理及执行情况的记述较少，收支两条线改革中对账户清理的结果缺少一些数据记录，金库、国债的相关内容未作记述；行政经费支出中缺少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占百分比，没有分阶段记述行政管理费支出占总支出的百分比变化情况等等。《保险》初稿《综述》中按各大保险公司记述，没有对全市保险业发展历史全貌做系统的记述，《保险业务》中对全市和市区的保险行业的保费收入总数据未作记录等等，这些都应该与作者做深入交流并补充资料。

除上述对志稿篇幅控制外，初审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1、从行文上对文字锤炼规范。《地方志工作条例》要求，“新志书的文体，一律用规范的语体文，文风应严谨、朴实、简洁”。这就为地方志文字的锤炼修改工作提出了基本要求。在修改中，力求做到高标准、严要求，尽最大的努力将志书的语言、修辞、语法和逻辑认真的把关。字斟句酌，精心锤炼，对句子是否精炼简括，用词是否准确贴切，标目是否明了和谐，分段是否合乎逻辑，做反复推敲，纠谬匡误。如存款总额和存款余额、贷款总额和贷款余额，虽是一字之差，含义却不一样。对文风问题，做到统一一致，避免书面语和口头语交错、虚字浮文、空话、套话、过头话成堆、穿凿附会等问题。按照行文通则，规范数字、纪年、称谓、计量单位等表达法，规范表格、图照。

2、稽核校正。志书是传世的信使，来不得半点错讹，所收载的史料只有准确无误，才能成为传世精品。注意一些容易造成史实失真的问题，如指标的不可比，计量单位、计量标准、计量口径等不统一等，要查核清楚；数据方面，数据不准确，前后矛盾、文内数字与表内数字、分述数字与总数、表内数字与合计数字不统一或相矛盾的问题；对史实前后矛盾的，如篇、章、节、目之间，图文之间、纵横之间，要细核校正；对行文中的字词、纪年、图表、注释、度量衡、地名及标点符号等技术性问题，尽量避免出现“硬伤”。如来稿中日期表述88年7月23日，应为1988年7月23日，有些数据需要进一步核对：省财政厅对镇江市实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的财政体制，留成比例为30.25%,其中丹徒县和丹阳县的留成比例均为45.4%、润州区的留成比例30.7%，在市对县（市）区财政体制记述中丹阳县的留成比例为27.95%、润州区的留成比例34.7%，等等。

3、一些涉密事项是否注意保密。如《金融》卷中的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内容的记述。与前志的衔接是否得当。在《国税》的初稿中，《镇江市区1983-1993年工商税收收入》表中有些年份产品税、建筑税与上届志书有出入，包括一些其他文字等等，均要与作者沟通查核。

试论续志篇目继承与发展的原则取向

镇江市史志办　　  王 平

　  资料是方志的生命，求实是方志的风骨。中华方志之所以流传千古经久不衰，正是因为方志全景式地报道了某时某地广泛的、准确的、原始的“现实”。相对于部分媒体的浮燥，方志始终是淡泊的、厚重的，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方志关注的永远是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的永远是广泛的、准确的、原始的地情资料，因而具有独特持久的生命力。即使在信息过度密集的二十一世纪，方志依然能够凭借这一特性继续生存并得到发展，继续发挥其资政、存史、育人的社会作用。

　  方志的这个本质特性决定了方志篇目的设置必须满足记载地情资料的需要，满足人们阅读、利用地情资料的需要。面对不断变化着的生活，续志篇目的设置必须在过去的基础上有所“扬”有所“弃”，选取合适的原则方向。

　  取向之一：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篇目总体设计，使续志成为与时俱进的科学的地情载体。

　　　 续志记载的历史时段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转折时期，续志成败的关键首先在于是不是准确体现了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我们在续志的篇目设计中要加深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和理解，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使续志能够突出反映新时代和新时代的人们。

　　 经济转轨情况在篇目中应该处于重要的地位，以利于突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国20多年来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国情，决定了续志毫无疑问地要把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过程作为重要的记述内容。“改革开放”将是续志中不可或缺的龙睛之卷，改革开放后形成一个门类或者具备了行业意义的新生事物也可以独立增设为卷，比如“开发区建设”“证券业”“信息产业”“非公有制经济”等；而在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淡出的事物就不必再独立为卷，比如“商业”“物资”“粮食”“供销合作社”等可以全部纳入“贸易”卷中。由于各地改革进程并不完全一致，需要注意从本地改革的实际过程出发筹划布局，防止千篇一律的概念化倾向。

　  社会转型过程在篇目中应该占有相当的份量，以利于突出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政府历经几轮机构改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已经转由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日渐形成。“政治”部类在续志中的总体份量显然会有压缩，这不会妨碍续志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的各个方面，人民思想和文化水平的发展，社会风尚的形成，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社会阶层的演变等等，应该成为续志的一个个亮点，这些都是上届志书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涉及的内容。

　  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人们应该得到反映，以利于突出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是续志中应该继承把握的一个原则。各项事业的发展要体现人的作用，各项事业的成败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标准。各行各业的优秀代表应该占有续志的重要一席，而人居环境、人民生活、精神面貌等等也都是可以浓墨重彩反映的内容，这也是对上届志书的一个突破。

　  取向之二：坚定地遵循历史唯物主义，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从一地实情出发谋篇布局。

　　 一切篇目的组织都只是一种形式，一切守旧或创新都只是一种方式，它们总是要为一定的内容服务的，这个内容就是地情。地情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凡是客观记录地情的方志就必然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就好象拍照片，景物变化了，拍出来的照片自然也就变化了。因此，续志的篇目必须与地情的发展相适应，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从一地实情出发谋篇布局。

　  从地情出发设计篇目，可以最大程度地挖掘地方特色，反映时代特色。特色明显是方志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历来得到编志者的普通重视，续志编纂仍然要高度关注。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是一地地情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必须植根于实实在在的地情土壤，建立在对地情的清醒认识和深刻理解基础之上，而不是编志者随便编造出来的，或者人为拼凑“八景”“二十四景”之类。可以说，只要如实地记录了地情，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自然水到渠成。只要你是求实的，你就是创新的，你就是独特的。某地外向型经济发展迅猛名动全国，那么必然要用更大的篇幅、更细的笔触去记录对外贸易、利用外资情况，这就形成了地方特色；某地系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改革进程自然较他处为先，经验教训也颇不少，如实记录也就留下了时代特色。南宋《嘉定镇江志》、元朝《至顺镇江志》是镇江历史上两部优秀的旧志。宋志22卷：地理（3卷），风俗、攻守形势，田土，赋税，宫室（2卷），僧寺，道院，学校、兵防，古迹，剌守（3卷），参佐、将佐，宰贰、寓治，人物（2卷），总目（释道），祥异、杂录（2卷）。元志21卷：地理（2卷），风俗、户口，土产，田产，赋税，山水，神庙，僧寺，道观，学校、兵防，古迹，宫室、公廨、廪禄、公役，封君，剌守、参佐，宰贰，司属、学职、将佐、寓治，人材（2卷），杂录（2卷）。两志在内容安排上各有侧重，宋志比较重视军事，元志比较重视经济，这正是适应了镇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地情特点，因为“镇江在宋为边防之地，故其志攻守形势，网罗古今；在元为财赋之区，故此书物产土贡，胪列名状。其用意各有所在，不得而同也。”

　  不从事实出发会使方志失去全面性、准确性。首届新方志编纂，许多方志没有全面、准确地记载“文化大革命”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究其原因，恐怕主要还是思想深处受到“左”倾思想的束缚，失却了求实的精神，因而机械地理解了“宜粗不宜细”的原则，采取简单回避或轻描淡写的办法一笔带过了，以至于现在很难在方志中找到各地“文化大革命”的详细情况，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教训。续志应该做好这方面的补救工作，以忠实于历史的态度补记“文化大革命”作为专记、专题等，不能让这一段历史在我们这一代方志人手中成为缺漏。并且，续志要以此为鉴，认真对待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与不足，不回避也不夸大，客观真实地记录下来，为后来人总结经验教训。

　  取向之三：坚定地继承方志的优秀传统和成熟体例，篇目设计事以类从，横排竖写。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指出：地方志的篇目设置，应合乎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实际，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做到门类合理，归属得当，层次分明，排列有序，形式上不强求一律。根据这一要求，续志要充分吸收传统志书和首届社会主义新方志普遍采用的科学分类、横排竖写的原则，运用系统论原理审视社会的各个方面，按照自然环境、政治、经济、社会事业的顺序编排立卷，使全志自然展开，排列科学，完整严密，融为一体。

　  “升格”问题要谨慎把握，不可随意。无论是节“升格”为章，还是章“升格”为卷，首先都是破坏了志书的逻辑性，不能滥用。“升格”应是在深刻认识地情的基础上，把握确实能够代表一地特色的具有标志性的事物“升格”记述，突出一地的地情特点。例如苏州市把“园林” “升格”，马鞍山市把“马钢公司” “升格”。全志“升格”部分不宜太多，特别是要避免政绩性的“升格”，免得全书乱成一锅粥。

　  续志篇目的设置要利于采用篇章节目体与条目体结合运用的编纂体式。篇章节目体的好处早已为首届新方志所证明，层次清晰，结构严密，有利于加强志书的整体性和逻辑性；弱点在于形式呆板，检索不便，重要资料“显”不出来。而条目体正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它可以灵活地编排资料，点面结合，提高信息含量，位置醒目，便于查找。二者结合运用，可以扬长避短，更好地突出志书的资料性，也便于读者使用。

　　 取向之四：创造性地处理好续志资料性与著述性的关系，既控制好篇幅又不遗漏重要资料。

　　 方志兼具资料性与著述性，方志的观点是通过资料来表达的。强调资料性，可能造成方志资料堆砌，篇幅膨胀，许多事物由于横分过细的缘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强调著述性，又可能造成资料收录不够全面和详细。续志必须创造性地解决好这一对矛盾。

　　 清朝学者章学诚认为，方志可以分为三部分，即志、掌故、文征，志用来解决著述性问题，掌故、文征用来解决资料性问题。这个观点应能给我们有所启发。续志可以大胆跳出方志就是一本书的模式，通过设置主副篇甚至更多版块的组合式运作，主篇全面记述，加强著述性和学术性；副篇用来陈列资料，注重资料性和原创性，作为主篇要义的补充和证明。这样，主篇言简意赅便于利用，副篇资料浩瀚以供查找，鱼和熊掌不是可以兼得吗？在篇幅安排上，主篇应恪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的要求，副篇则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只要是确实重要的资料都可以收录进来。已出版的《宁波市志》设有《宁波市志外编》，即已经作了这方面的尝试。《宁波市志外编》分为“古志选辑”“碑记选”“文选”“诗竹枝词 校歌选”“姓氏 现存宗谱目录”五个部分，主要收录旧志资料、碑刻资料、著作文选、文学作品、氏族资料等。这些资料放在正志中不很适宜，而且容易造成篇幅膨胀，设为外编却很恰当，很好地保存了地方文献资料，保证了方志的资料性。

　  设置专记也是加强方志著述性的有效途径。专记是指就某一事物进行完整深入的专题记述，如果按照方志的一般体例，它们被支离破碎地写入各个章节之中，难以窥其全貌。专记能够完整地记述事物的全部过程，特别是能够解决跨领域事物的记述问题，增强记述的广度与深度，提高方志的学术价值。续志完全可以突破旧有体例，加以充分利用。设置专记应该结合当地特点，选择那些跨领域的具有全社会意义的事物专门记之，例如城市化进程、廉政建设、与邪教的斗争、人民生活质量、弱势群体状况等都是可以选择的范围。

　  取向之五：适当加强人文部类的记述份量和比重。

　  从方志的历史发展看，人文部类越来越重，这反映出人类对自身发展的日益关注。从续志编纂看，经济和人文是方志不可偏废的两个组成部分，续志应该统筹兼顾，在首届新方志基础上适当加强人文部类。

　  首先是人。“古来方志半人物”，续志要加强“人物”部类，编排好“人物传”“人物简介”“人名录”三个层次。 “人物传”除了记载人物业绩，还要突出丰满的人物形象，写出人物的精气神来。考虑到生不入志的原则，“人物传”能够收录的人物恐怕寥寥无几。为了弥补这个不足，近来方志界较多地提出了设置“人物简介”的办法，记载人物某一阶段、某一方面的事迹，而不再写尽他的一生。这可能是方志规定“每二十年左右续修一次”后的必然而又务实的做法，续志不妨一用。只是需要注意“人物简介”的客观、准确性，不能拔高宣传，防止因人物后来的变异而陷入尴尬境地。“人名录”以表格形式出现，面广量大地记载人物基本资料。

　  然后是人的生活空间，值得续志加强记述的部类颇多。“人口及姓氏”，反映一地民众的基本情况、日益引起关注的姓氏宗谱情况以及适当的社会阶层分析情况。“人民生活”，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他们的疾苦，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成绩单。“就业及劳动保障”，反映新时代的劳动者、劳动关系以及他们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的复杂过程。“精神文明建设”，反映各行各业创建文明工作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为人类思想留下生动的历史片断，这是历代方志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著作（艺文）”，详细收录当地著作、文章、地方志、碑刻、文艺作品等，成为记载精神产品的大宝库。

加快史志事业信息化建设步伐，

为跨越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孙燕宾

一、加快史志事业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史志工作者以自己的辛勤耕耘推动了史志事业蓬勃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然而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普遍运用，随着政府上网、企业上网、家庭上网、校园网、中国数字图书馆等信息化建设工程如火如荼的开展，按传统理论和方法开展工作的史志事业逐渐显现出种种弊端和不足，事业发展明显滞后于形势和社会的发展，滞后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滞后于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大量辛苦编纂的史志书籍，作为全面丰富的地情信息资源不能被广泛地利用，一方面与人们对史志这种传统的信息载体知之甚少有关，但根本的还是史志信息载体缺乏可使用性，提供信息服务手段落后，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征集的丰富资料及编写的史志书籍、年鉴、地情丛书等，由于成本昂贵、检索查阅携带不便等种种原因，往往发行量甚少，问津人寥寥，大量丰富的地情信息资源被束之高阁，不能面向社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投入与产出相差悬殊，极大影响了史志事业前进的步伐。在新形势下，如何实现史志工作的新突破、新跨越，无疑信息化是一个新的着力点。

党和国家对加快信息化与社会各项工作的融合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法规，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将信息化建设列入各级地方志机构的职责和任务中，全国、省两级党史、地方志工作会议都确定把加快史志数字化、网络化建设作为新时期史志工作的一项重点工程来抓。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面对挑战，抓住机遇，让史志事业借助信息化的机遇插上实现新的腾飞。

加快史志事业信息化建设，史志编纂工作指导思想必将随之发生质的飞跃和变革。史志编纂工作的指导思想将走出仅仅满足于搜集历史资料，每年编几本书的狭窄格局，更加注重立足社会、服务当代，注重面向国际国内市场，在广阔的范围内寻找拓展工作的切入点、事业的生长点。

加快史志事业信息化建设，史志工作的运转舞台必将更加宽广和开放。充分发挥已拥有的并不断丰富的历史资料信息资源优势，搜集提供最新社情服务，以丰富多彩的多媒体手段，建立具有一定规模的镇江网络地情信息中心，使信息化的史志不仅成为领导者和研究人员案头的工具，而且可以让社会各界、广大民众各取所需，从地情中心获取工作、生活和学习的信息资源帮助。除了国内市场外，镇江地情信息网还将面向国际市场，为宣传镇江，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为镇江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镇江提供服务。

加快史志事业信息化建设，史志工作编纂方式必将更加先进和快捷。信息采集、整理、研究、编纂、传播的流程将借助计算机和互联网实现变革，更加注重效率和时效，更加注重社会需求和反馈，从而减少史志信息的无向传递，提高史志编纂水平，促进史志事业走向繁荣。

二、外地史志信息化建设情况

随着网络时代的大发展，信息化建设在史志系统得到发展和应用，建设地情信息中心网站是史志信息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一些省市县相继建立省、市、县情网并取得良好社会效益。其中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的信息化建设基本形成以"三网一库"（办公室局域网、“上海通”网站、市公务网地方志网站、市地情资料电子文档总数据库）为主体的“上海市地情资料库”信息化网络架构，“上海通”网站数据库入库资料已达2亿多字。网站内容涵盖上海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地情资料，堪称“上海百科全书”。 信息化工作形成很好的发展局面，即：信息化工作的正规化、制度化建设完善；地情资料数字化、网络化的手段丰富；“上海通”网站的容量、浏览量和知名度提高；工作人员的信息化应用水平提升，懂得地方志信息化、网络化知识的人员队伍扩大；信息化对读志用志的推动作用显现。“中国龙志——黑龙江省情信息网”在13地市建立市情信息网站，在67个县（市、区）建立信息子站点，录入省志100部9000万字，地市县志鉴40部6000万字，开设“方志论坛”和“在线修志”系统，并在“东北网”上开通“省情”频道。“江苏省地方志”网站于2006年12月30日正式对外开通试运行，内容主要包括志鉴动态、志书和年鉴、地情书、史志杂志等，江苏省地情信息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南京、常州、扬州等12个省辖市已开通史志网站，但与外省市相比，江苏史志信息化建设在规模、资料数据、操控功能、影响力等方面都有较大差距。

三、我市史志系统信息化建设状况

镇江市史志办信息化工作起步较早， 2000年起镇江年鉴内容逐年上网；加强信息数据化建设，整合首轮志书、旧志、《镇江年鉴》（1992～2006）汇刻成光盘；使用最多的还是利用电脑进行文字编辑、资料搜索等基本应用。总体上看全市史志信息化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制约发展的因素。一是镇江市史志信息网站还在规划阶段，辖市（区）除丹阳史志网站已建立外，其余均未建立信息网站，丹阳史志系统的网站，功能主要是部门宣传网页，地情信息资源很少且不能定期更新。二是信息电子数据化工作基础较差，据调查全市史志系统2000年以前的出版物大部分没有电子文档，2000年以来全市出版各类书籍57种，其中保存有电子文档的36种，未保存电子文档的占比近40％。三是人员队伍与信息化建设要求还不相适应，全市史志系统77名专职人员，其中参加过电子政务培训18人，熟悉网页制作、上传、管理的仅有7人。四是信息化建设经费尚未纳入财政预算。

四、加快全市史志信息化建设的建议和措施

　  史志信息化建设是项崭新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工作要求高，科技含量高，为顺利推进史志信息化建设，我们提出如下建议和措施：

　  1．加强全市史志信息化建设领导。对史志信息化建设明确分管领导和责任处室，在重点做好市史志信息中心建设基础上，对市、辖市（区）两级史志信息化工作进行统筹规划，统一指导，统一培训，通力协作，联动推进，形成史志信息化工作的整体合力，为史志信息化建设的科学化、正规化、制度化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浅议编史修志过程中的资料工作

孙爱军

我市中共镇江党史二卷本（1949年10月-1978年12月）的编撰工作在完成初稿的基础上，已对初稿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和修改；《镇江市志（1983年-2005年）》各承编单位的初稿撰写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有的单位已经完成初稿的撰写任务。在这一编史修志过程中，资料工作自始至终贯穿于其中，体现出它的基础性、重要性和关键性。

一、全面、科学地收集资料是编史修志过程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中共镇江党史二卷本，是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镇江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中和粉碎“四人帮”后，如何战胜艰难曲折，不断总结经验，深刻吸取教训，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长篇著作，其内容需要丰富多彩的历史资料来映证；镇江市志是记述和反映改革开放后镇江的自然、经济和社会历史的发展与现状的科学资料著述，具有地方性、时代性、综合性和资料性等特征，而资料性是志书的本质属性。因此，我们要撰写一本丰富多彩的中共镇江党史二卷本，编纂一部镇江的精品良志，就必须掌握丰富、翔实的资料。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万丈高楼平地起，而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是靠坚实的钢筋基础和一砖一瓦砌起的。丰富、翔实的资料就如同巧妇手中的米，就如同能工巧匠手中的钢筋和一砖、一瓦、一木，如果不能掌握，我们的编撰工作也就成了无米之炊、无根之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全面、科学地收集资料是编史修志过程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全面，就是要做到该收集的资料应收尽收，不拉、不漏、不掉，做到种类齐全；科学，即掌握科学的收集方法和途径，可以要求有关单位和部门提供相关资料；或到档案馆查馆藏档案,翻阅各种书报、刊物、杂志等；另外，需采访重要人物和利用记算机上网查找等。

二、资料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是编史修志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编撰人员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和科学的方法收集到大量的文字资料、数据资料、图表资料、音像资料、软件资料及口述资料等以后，要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像沙里淘金那样得到我们编史修志所需的资料，就必须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认真的整理、研究和分析。

由于资料来源广、种类多、数量大、时间跨度比较长，资料中难免会存在一事异载、一题几说、真伪相间、正误互见等问题；而且有的资料对我们编史修志来讲是有用的，有些可能是没有作用或作用不大的，因此要对资料进行严格的核实、甄别、考证、校正，还要对资料进行分类、比较、归纳、综合等。只有通过对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加以整理和分析研究，才能使资料具有科学性和可靠性，才能使资料全面、系统、准确地反映当地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才能客观地表现事物兴衰起伏的发展过程和有机联系，才能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因此，资料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是编史修志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三、科学、合理地运用资料是编史修志过程中的一项关键性工作

党史和地方志工作均起着资政、育人、存史的功能。我们编写的中共镇江党史二卷本和镇江地方志书，均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具有权威性、史料性、价值性、使用性和可读性，要充分发挥资政和宣传教育的巨大作用，要成为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要编写成功这样一部精品、一本良志，就必须科学、合理地运用资料，要使资料观点明确、记述合理、表述准确、运用得当、详略适宜，一定要避免“拿来主义”，不能将资料不加选择地堆砌起来，这是编史修志过程中的一项关键性工作。

如何科学、合理地运用资料？首先，要有正确的观点。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来考察历史、分析历史。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问题、认识问题，从而做到目光犀利，见识不凡，观点鲜明。要正确认识历史的本来面目，要像高屋建瓴般地那样来选择资料、运用资料，做到论从史出、论而有据。其次，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掌握科学分析的方法。要正确认识建国后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和现实，正确把握时代的中心内容和特色，选择和运用能够准确和客观地反映历史真实面貌的资料。另外，要了解和掌握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通过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执行，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新的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形势与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密切联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提高认识水平和编写能力，编撰出符合科学、符合实际的中共镇江党史二卷本和镇江地方志书。

　　　　　　　　　　　　　　 2009年7月

首轮修志实践对二轮修志的启迪

 句容史志办 朱延生

句容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句容县志》，版面字数144.5万字，26页彩图。1994年1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是年12月，《句容县志》荣获江苏省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本人1987年8月从部队转业去句容县志办任主任，有幸参与组织《句容县志》的编修。之后，句容市史志办编纂《茅山志》，在金坛市志办的帮助下，《茅山志》荣获江苏省地方志优秀成果特等奖。首轮修志的经验教训对二轮修志有什么启迪？本文就这个问题作一点探讨。

一、　　　　　  学习、调查、研究，是修志人员必备的基本功。

搞好学习，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之首，修志也不例外。我在部队团政治处做过几年文字工作，而且是我部主力“笔杆子”，心想编写资料稿有什么难的，到县志办工作后，接触到志稿编写，其实不然。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写惯了常用文书的我，遇到了新问题，怎么办呢？我就向办公室的老同志学习，认真阅读句容旧志，以及《如东县志》等，找出志书的文体与常用文书的不同，自己还有意识地承担部分志稿撰稿工作。毛泽东曾在《实践论》中告诫我们，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要想掌握志书这种文体，也必须自己动手写一写。这次二轮修志，多数修志人员是第一次接触这种文体，有一个学习、实践、适应的过程。只要我们善于学习，不耻下问，不怕反复改稿，掌握志体的编写并不困难。修志做的是向后看的工作，即过去的史料，但必须学习时事政治，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即修志“凡例”规定的指导思想，就二轮修志而言，要学习党的十七大文献，特别是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志书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自然等各个方面，所记的资料是否符合编志的指导思想，是否符合党的政策，是否符合保密规定，没有较高的政治敏感性及较宽的知识面，就易出差错。

搞好调查，是修志的基本任务。首轮修志，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走访了许多当事人，可以负责任地说，是一次全面地、系统地、过细的县情调查，144.5万字的《句容县志》，是1985年底前，句容县情的真实记录。二轮修志，又是对省情、市情、县（市）情的全面调查，摸清2005年底前，省情、市情、县情的真实情况。修志调查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查阅文档，这是最主要的形式。这20年，史志部门出版了不少史料书。如年鉴、解放五十年、改革开放××年，诸如此类的史料书。为二轮修志作了资料上的准备。二是走访当事人。这次续修是记录最近20年的事，多数当事人都健在。许多生动的具体的史料，档案里并不一定能找到，走访知情人就解决了。三是上网找资料。现在不少文字资料都上网了，如报纸、统计资料、志书、年鉴，上网查找是又快又方便。2006年，我帮句容市人武部编写军事志，驻句容某部1975年前部队代号叫什么，部队军史记载叫“7097部队”。我原所在部队与这个部队是一个大系统，当时南京军区陆军代号第一个数都是6字，怎么会是7字呢？我从这个部队有一个战士叫王金虎，1972年为抢救13名群众不幸被大水冲走，光荣牺牲。当时《新华日报》作过报道。我通过女儿上网输入王金虎的名字，从网上了解到王金虎所在部队代号叫“6450部队”，原来，这个部队20世纪50年代初在福州军区的代号是7097部队，50年代中期移防到江苏，即到南京军区后改代号为6450部队。

搞好研究，是修志人员提高志稿质量的重要手段。1990年7月，《句容县志》总纂编辑到位后，在学习的基础上，开展县情大讨论，明确什么是句容的特色，初稿中对句容的地方特色突出了没有，如何在总纂稿中突出地方特色。句容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国商品粮基地县，原来农业篇是按农艺为类设章，担任该篇总纂的原县志办副主任史新提出以实体设章，把粮食生产单设一章，这样有利于反映特色，这种创新的篇目设置，得到省有关专家的首肯。二轮修志，我们研究的问题很多，但有几个共性重点问题必须研究。如省情、市情、县情、乡（镇）情、局情研究；篇目研究；地方特色、时代特色研究等。

二、资料工作，必须在实、全、特上下功夫。

收集资料，关键是收集真实的资料。真实是基础，资料惟有真实，才有价值。志属信史，必须实事求是，求实存真。从这个意义上说，真实是志书的灵魂和生命。一般说来，我们收集的资料大多是真实可信的，但也不能排除有的资料的虚假成份。资料未经核实不能入志。首轮修志，句容民政部门提供了烈士名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就发生了问题。环城乡在核对烈士名录时，发现有二位上了“烈士表”的从台湾回句容探亲来了，原来这二位“烈士”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被俘，部队认为他牺牲了，其实他俩去了台湾，我们在得知这个情况后，删掉了这2名假“烈士”。二轮修志，产生资料的年代较近，易核实。但有些资料，如数字资料，有些领导为了显示政绩，统计数字掺水份，如何挤干有水份的数字，有一定的难度。

资料全，是地方志特性所需要的。只有资料全，才能从系统地资料进行定性分析，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句容县志》教育篇，把1985年底前所有中小学记录在书，现在中小学撤并很多，为我们了解学校的变化提供了帮助。明《弘治句容县志》，把句容的自然村都记录下来了，为后人了解句容居民居住地变化及历史提供了帮助。这次《句容市志》续修，准备把全市所有的自然村名，全部入录上书，为后人了解自然村变化提供资料。

特色资料，即事物的个性资料。通过特色资料，来反映一事物的个性特点和深度。《句容县志》在介绍“春城乡”时，用了“全乡总面积93.6平方公里，是全县区域面积最大的乡镇”这个面积资料，这22个字的资料介绍春城在全县面积最大，反映春城的个性之一。志书续修，实际上就是收集整理一地有个性的资料，来反映一地的真实情况，为人们认识研究提供帮助。缺少个性资料，人们也就无法弄清该事物的真实面目。

三、突出特色，始终是志书编修的一个重大问题。

修志好比画像，画出像个人并不太难，但要画出像某个人就难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息特征，好比每个人的指纹信息都不一样，通过指纹信息就可以判断你是张三，他是王五。我们修志，就是要把一个时间段一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自然等各个方面有特点的信息记录下来，让后人来了解研究这段历史。首轮修志，句容县志办在反映地方特色上作了一些探讨。《句容县志》一共28篇，我们在研究句容县情后，讨论了哪些篇更能体现句容的地方特色呢？句容的工业较落后，农业在全省是领先的，农业篇应是特色；句容是古都南京的东大门，战略地位重要，是重要的古战场之一，句容又是茅山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军事”篇应有特色；句容是全国水利先进县，“水利”篇作为县志特色篇来安排的；句容是五教齐全，尤其是茅山道教，名扬海内外，宝华山隆昌寺，被誉为“律宗第一名山”，“宗教”篇是句容的特色篇。从省及镇江市方志专家对《句容县志》志稿评审后，对句容上述特色篇的评价较好，认为在反映地方特色上下了一定功夫。二轮修志，在反映地方特色上，就是要反映一地的个性，或者不同于他地的东西。有人形象地比喻，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时代特色。二轮修志的最大特点是改革开放，首届修志，改革开放也作了一些记述，但只有几年时间，志书下限至1990年的，也只有12年时间，这次二轮修志，从续修的角度看，整个时间段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从句容看，从1986年至2008年，是句容在改革开放中发生巨大变化的23年，是句容历史上最辉煌的23年。要把改革开放这个时代特色反映出来，并非易事。要从各个方面，从一些关节点、具体事上，反映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

反映特色，其方法大致有这样几种：一是在篇目上注意反映特色。常用是升格法和首位法。首轮修志，我们将旅游内容只在“文化体育”篇“文物胜迹”章“名胜景点”节中作了记述，这次《句容市志》续修，句容市史志办将旅游作为独立的篇，为什么呢？因为旅游是句容的一个地方特色，这23年发展很快，句容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拥有两个4A级国家级旅游风景区。二是选用有特色的资料。地方志是用资料说话，是否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要从资料上体现。三是运用好“专记”这种文体，把具有典型性的特色资料，在有关章节中设置“专记”附录，从点上详细反映具有代表性的特色资料。四是在图照上注意选登有特色的资料。图照资料更直观更形象化展示特色，图文并茂，更能体现特色。

四、服从全局，坚持“全志一盘棋”的思想十分重要

首轮修志，句容从1983年筹备到1994年1月出版，先后经历11年，其中从筹建组织到1990年7月《句容县志》开始总纂，经历8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时间了。《句容县志》初稿编纂阶段为什么会拖这么长时间呢？一个重要的教训，是人们对地方志的重要性及其特点缺乏了解，修志工作搞搞停停，修志人员经常更换，修志组织时有时无，这就带来各单位修志进度差别大，1987年底及1988年初，邮电、交通等单位已形成县志初稿，但到1987年底，还有不少单位无人从事县志工作。句容金融系统开始是动的较慢的单位，后来由人行牵头，专门组织了一个班子，一年多时间就完成了初稿编写。金融系统修志工作由后进变成先进。这次《句容市志》续修，资料涉及乡局级以上单位一百多个，一百多万的成书志稿，需要一千多万字，甚至几千万字的资料稿，如果一个单位不能按时完成任务，就会拖全市修志的后腿。

树立“全志一盘棋的思想”，从首轮修志的实践看，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篇目上要服从全市拟定的统一篇目。一部志书，总有它自己的谋篇布局，拿《句容市志》篇目说，它是从句容全市角度考虑，不是按单位级别大小来分配的，篇目是总纲，各单位必须服从篇目。篇目是可以修改的，而且在编写过程中，直到出书前，篇目始终处在修改之中，但各单位修改篇目，必须与市史志办商量，只有大家按篇目行事，才能保证预定目标的实现。二是组织上要有专人从事修志工作，从首轮修志实践看，一般退下来的老领导、老同志、身体尚好，文笔较好的同志较为适宜。修志人员一旦定下来，不能换来换去，要保持稳定，防止工作脱节。三是工作上要互相支持，你单位需要的资料我单位有的，尽力提供帮助，本单位没有的，知道怎么能找到，提供信息帮助。

试析年鉴人物部分有关问题及其编纂方式

句容史志办 倪定胜

“人物”是年鉴的亮点之一，但笔者在编纂或翻阅年鉴“人物”内容时，觉得无论是其收录还是编纂方式，都有需要调整或改进之处。本文拟就这方面问题谈一些粗浅看法。

“人物”部分的有关问题

“人物”部分的问题，主要有记载的形式、内容和编纂人员方面的问题。

形式和内容方面的问题，一是记载比较分散。一般年鉴都有“人物”类目，同时，在鉴首“概况”部分一般又都设“组织机构及领导人名单”。另外，在其它类目，有的以条目形式记载人物及其事迹。二是收录不周全。首先，名录缺项。一般年鉴仅设“组织机构及党政领导名单”，其它如党代会、人代会、工代会、团代会、妇代会、学校、企事业单位、外来单位，特别是中共县（市）委委员、人大常委、政协常委等名单基本没有记载，部分单位主要是政府工作部门、群众团体、直属单位中的党委、纪检委、党组、纪检组等领导没有收录。其次，当地做出了一定成绩，且有一定影响的“小人物”很少记载；被当地有关部门依法定性，且对当代或后代有一定警戒作用的反面人物基本没有记载。第三，本籍在外工作或本地引进的优秀人才基本上没记。第四，在记述方法上，缺少情节生动、内容相对完整、形式活泼的以事系人式的人物记载，诸如人物专访、名人轶事、文摘、成果选登等。三是从体例看，“人物”类目缺少“综述”分目的设置；检索系统中“人物”名单比较分散，不易查找。

“人物”存在的问题归根结蒂是编辑人员的问题：一是观念滞后，或受“生不立传”思想影响，不想或不愿超越规范记载“人物”，“小人物”不愿意记，反面“人物”不敢记，与党政无关的想不到记，与企业或市场沾边的，则认为商业气太浓或不严肃忌讳记，以致“人物”收录范围不广，层次不多，政治色彩不浓。二是“人物”资料来源局限性很大，以致资料水分多，信息量不足。年鉴资料大都依靠行政人员供稿，负责任的尚能提供比较详细的资料，否则只能是应付。同样，编辑往往是等稿上门，来什么编什么，质量不高的来稿自然是干巴巴的。三是年鉴部门缺乏经营意识。一般来讲，年鉴涉及的“人物”越多，发行面就越广，社会影响就越大，经济价值就越高。四是鉴后工作重视不够。现实中年鉴的宣传和读鉴、用鉴等工作普遍滞后，年鉴出版后往往无声无息，甚至连书中“人物”都不知道自己已 “名垂青史”。

“人物”编纂方式的几点思考

一、更新观念，立足市场，打造新型“人物”

年鉴是“官书”，具有很浓的政治色彩，“人物”亦是如此。如果年鉴只有政治“人物”，充其量只能是机关、乡镇秘书为领导写稿的案头工具，不可能是真正成为“工商必览、家庭必备、学生必读、社会必有”。因此，年鉴“人物”的选录必须放下“官书”的架子，突破传统的框框，适应市场，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前提下，大范围、多层面地选录“人物”，增加信息量，增加读者群。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有一定经济实力和文化素养的“人物”，他们也想宣传自己，这给年鉴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我们一方面要利用各种途径宣传年鉴，提高知名度；另一方面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与有经济实力的企业联合办鉴，比如可以以企业的名称给年鉴冠名，同时在“人物”中对其负责人及其企业、产品加以记载，这样年鉴也取得了除政府财政以外的社会力量的支持，扩大影响。

二、科学设置，精心编排，丰富“人物”内涵

“人物”是构成年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框架、体例、选题以及资料的组织等方面必须科学设置，精心编排，内容丰满而不庞杂，层次清晰而不凌乱，重点突出而兼顾全鉴。

增设“综述”。年鉴的各类目一般都没有“综述”使读者对该类目的内容有总体认识和了解，也是引导读者进一步阅读的导语。“人物”增设“综述”，既是体例上的统一完善，也可以对本地这方面的情况作一总体概述。

集中记载。年鉴“人物”的记载除“人物”类外，在鉴首“综述（概况）”和其它类目中的零星记载，显得相对分散；而且，“组织机构和领导人名单”不是放在“党政社团”，而是放在“综述（概况）”也不见得合理；另外，“人物”中也有“党政领导”一目，明显重复了。因此，我认为将全鉴中的“人物”归类合并记述，无论是从体例，还是从方便读者使用的角度看，都是可取的。

多层次表述。“人物”类目，可分栏设置，多层次表述，富含信息量。如传略。包括“逝世人物”，革命烈士，见义勇为称号获得者，县（市）级党政军领导，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英模，国家级会议代表，知名人物，荣誉县（市）民等等。名录。包括组织机构及领导人名单，县（市）级各种会议的代表，规范企业主要负责人，学校主要负责人，乡镇卫生院以上各类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学校主要负责人，各类民间机构负责人，驻地单位（保密因素除外）主要负责人，在外乡贤，引进人才，当年高考录取本科以上的学生。人物表。记载获得省辖市以上表彰的各类先进人物，副高级以上职称的知识分子，以及三等功以上的优秀军人。“凡人小事”栏目。在三个文明建设中涌现出的感人的、有教育意义的，更能拉近年鉴与读者的距离。“警钟长鸣”栏目。年鉴一般不收录反面人物，一是编者怕惹麻烦，二是可能认为记载反面人物是史志的事。但无论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看，还是从年鉴自身的功能定位看，这种认识都是片面的。年鉴应是当年地情的全方位的科学的记述，否则就不能成为信史。反面的教训往往比成功的经验更能发人深省。因此，年鉴适当收录一些已被当地有关部门依法定性的人物更容易引起人们警觉，更有教育意义。

三、广开渠道，建立网络，博采“人物”资料

资料的价值决定了年鉴自身的价值和读者对它的认同度，“人物”资料也是如此。如前所述，目前年鉴资料的来源局限性很大，直接影响质量。为此，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取得可信、可用的“人物”资料。

加强行政供稿的力度。行政供稿是目前“人物”资料的主要来源，但质量参差不齐。我们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一要依靠政府，发好征稿文件，开好征稿会议；二要明确撰稿人、分管领导及其职责；三是努力提高编纂人员自身素质，加强对基层撰稿人员的业务指导；四要建立激励机制，定期展开资料质量评比，对按时按质完成资料编写的供稿人员给予奖励。

推行采编制。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我们决不能等稿上门，“坐享其成”，否则肯定要影响进度，影响质量。年鉴编辑部及其供稿人员要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主动地采集资料，丰富稿源，提高质量。

建立供稿网络。除了行政供稿和编辑人员采编之外，我们还可以扩大视野，分析资料源，建立定点、定人、定期、定量的供稿网络。如新闻单位、政府机关有了解、掌握资料的优势，编辑部可以在这些单位聘请特约供稿员，为年鉴提供资料。还可以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有的放矢地搜找线索约请有关领导、专家撰写资料。通过这些方面，可以逐渐建立一支稳定、高效的供稿队伍，源源不断地取得有实用价值的信息资料。

试述新三团在茅山抗战中的发展及其作用

句容史志办 唐淑萍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游击战的军事战略方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放手发动广大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起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持久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成长壮大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成为抗日民族战争中的中坚力量。毛泽东同志就建立根据地所需条件中指出:“从事游击战的领导者们必须用全副精力去建立一支以至多支的游击部队,并使之从斗争中逐渐地发展为游击兵团”①。为此,新四军挺进江南后,非常重视地方武装的建立和发展。

新三团在茅山抗日战争中得以发展壮大

一、茅山地区在抗战初期逐步建立了新三团

抗战爆发后,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淫、掳无恶不作,民不聊生。柘溪村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巫恒通,目睹祖国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便自发组织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随后新四军在江南也点燃了抗日峰火,使他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特别是陈毅等同志在茅山地区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更是有声有色,捷报频传,使巫恒通大受鼓舞。他决心投笔从戎,加入到抗日救国的队伍中来。于是,他于1938年底,途经丹北,在走访昔日同学、丹阳游击纵队司令管文蔚时,恰逢陈毅在管文蔚处视察战事,经介绍得与陈毅会晤,当即他们彻夜长谈。陈毅分析了句容地形和位置的重要性后,勉励他果断为之。巫恒通欣然受命回家乡组建地方抗日武装。

巫恒通串联了卢肇熙、糜志立、倪道成等几位教师及其胞兄巫全仁立即行动,在家乡经过宣传群众、联络亲友,筹借枪支等一番活动之后,组织了20多人枪后,成立了“句容县民众抗敌自卫团”。与此同时,洪天寿在新四军民运干部曾昭墟的帮助下,将组织的一区东昌、青山乡的自卫队,后加上茅庄乡,称为“三乡自卫队”。茅山地区的抗日武装就这样逐渐的开始萌芽了。

他的队伍由于组织者都是些知识分子,缺乏军事斗争和政治工作、组织领导经验,加之编制杂乱,又不懂得怎样发动群众,发展壮大队伍,不会争取团结社会各阶层力量。至于如何开展对敌斗争,更是一筹莫展。因而,初步建立起来的这支民众抗敌自卫团,虽有抗日激情,但力量太小,且不巩固,要想打击敌人,战胜敌人就迫切需要得到新四军正规部队的帮助和指导。正在这关键时刻,陈毅在溧阳东会村邀约巫恒通以及一些地方有名人士一起到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会晤面谈。他们作了长时间的交谈。在巫恒通汇报了抗敌自卫团情况之后,陈毅司令员谈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坚持江南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地方武装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并表示希望巫恒通及其所领导的抗敌自卫团在坚持敌后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陈毅司令员建议他们要充分发动群众,积极扩大武装队伍,建立地方政权;要做好统战工作,争取团结开明士绅以及各阶层爱国人士参加抗日;要争取和分化地方杂牌武装,打击土匪和恶势力,巩固地方治安;要把工作做到敌据点里去,分化和争取敌伪人员,坚持打击罪大恶极的汉奸。陈司令的一席话在巫恒通心里拔亮了一盏灯,他当即表示,决不辜负陈司令的厚望,一定要把斗争坚持下去。为此,陈毅指派曾昭墟帮助其整顿和扩大队伍。将巫恒通、洪天寿等一些武装合编为句容县东北区国民抗敌自卫团,下辖1个大队,2个中队,4个小队,由巫恒通任团长,曾昭墟为参谋长,洪天寿为大队长。

巫恒通、洪天寿等在句容县东北部地区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和较好的工作基础,他们根据陈司令的指示,大力发动群众,扩充武装力量,开展对敌武装斗争。在新四军所派干部的协助下,逐步建立了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制度。加上老一团八连配合行动,士气大振,各方面工作大有起色。他们动员和组织群众,建立了一些乡保抗日民主政权。广泛开展联络工作,不脱产的游击小组、情报网四通八达。大力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开明绅士,邀请他们共商抗日救亡大计,促使他们在筹款、筹粮、动员参军等各项工作中作出贡献。积极开展各种形势的对敌斗争,配合主力攻打敌据点,以及破坏敌人交通和通信线路。打击汉奸、敌伪人员,镇压怙恶不悛、民愤极大的汉奸,有的抓来经过教育交保释放,有的约会面谈,交待政策,晓以大义,迫使其转向抗战,为我出力。经过努力,句容县东北部地区出现了团结抗战的新局面。部队由原来的1个大队,相继发展到争取过来的地方自卫武装为基础改编而成的5个大队,300余人枪。

新四军第三团调回皖南军部整训后,巫恒通领导的句容县东北区国民党抗敌自卫团成了一支能够替用的地方武装,活动范围由句容、镇江边区扩大到句北和江宁,1940年1月又改称为镇句江国民抗敌自卫团。为适应新形势需要,巫恒通部受命南行,到达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所在地竹箦桥进行整训。经过短期整训,淘汰了一些混进队伍来的本性难改的封建余孽、土匪残余等不良成份,进一步纯洁了队伍,并进行了政治教育和新四军优良传统教育。5月4日,以第四团第二营第四连(原二支队侦察连)为骨干,与巫恒通团合并改编为新四军新三团,正式编入新四军的战斗序列②。仍由巫恒通任团长,曾昭墟任参谋长(5月下旬由傅狂波任参谋长),彭冲任政治处主任。全团下辖2个营,一营营长为洪天寿,二营营长为陈沼恒,共600余人。

二、在战斗中新三团逐渐成长起来

随着抗日斗争的不断深入,巫恒通领导的新三团也随之逐渐地壮大起来,主要由江南指挥部统一领导,以原老三团活动的江、当、溧等地区为基地,坚持长期抗战。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对新三团的发展极为关心,多次调派人员,充实力量,除团部的参谋、政工人员外,还向各营连派进了军政骨干,又编入一些茅山地区的地方部队,编制扩大到3个营,共有1300多人,此时由熊兆仁接任参谋长。

巫恒通率新三团在茅山麓,南京郊地区开展抗日斗争。1940年6月15日,陈毅决定江南指挥部北移,不料被顽军发现。18日,当揳入茅山腹地的顽军2个团进抵西塔山时,新三团作为预备队配合新四团和新六团在西塔山参加了反顽战斗,战士们个个身先士卒,克敌制胜,对挑起战端的顽军坚决予以还击,首先将挺进第五团击退,随后第四十师1个团也被打垮。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钟国楚率新四团1个营的掩护下,乘机安全北移茅山。

 9月13日,日军分数路来“扫荡”,六十三师2个团和挺进军1个支队却一触即溃,从西旸、倪庄、石马桥、茅麓一带败退下来后,只顾各自逃避,以至溃不成军。这时新四军新二支队司令部特务连和新四团2个连驻高庄一带,为了配合六十三师作战,决定先打从丹阳、延陵等据点来犯的敌人。在副司令员廖海涛的指挥下,与新三团一营共同作战,将日军引向高庄堤下予以痛击,取得了重大胜利。

新三团在石马庙附近宿营,遇有100多个伪军企图对他们包抄偷袭,巫恒通沉着指挥利用有利地形,率领全团指战员同心协力,拉开队伍,分散迂回合击敌人。经过激烈战斗,打死打伤日伪军40多人,缴获机枪1挺,掷弹筒2只,还有长短枪6支和子弹200余发。对于新三团来讲,这次战斗规模较大,影响深远,它又一次有力地鼓舞了江南人民的斗志,坚定了我军抗战必胜的信心。

 他组织的民众抗敌自卫团,尽管队伍很小,人数不多,但纪律严明。一次行军中看到有人抄近路踏坏群众庄稼,他便立即就地对部队进行群众纪律教育。巫恒通带兵打仗,爱兵爱民,在行军中发现战士生病,他把自己的军马让给战士骑。1940年的冬天,团部驻何庄,巫恒通看见一位贫苦老大娘无儿无女,棉被破烂,遂将自己用的一条黄色军毯送给老大娘御寒,因而颇受群众欢迎。加上巫恒通曾是教育界名流,在当地有一定的声望,这支队伍在当地影响较大。

三、在逆境中走向成熟和发展壮大的新三团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顽固派即调重兵进入苏南,企图与日伪军夹击我抗日武装。由于江南指挥部大部分已经随陈毅、粟裕同志渡江北上,发展苏中根据地,茅山根据地也进入了一个艰苦的抗战斗争时期,新三团在失去主力支持下,与敌人重兵连续奋战。因此我军在茅山地区的实力迅速下降,活动范围日益减小。新三团驻在行香上庄,宝堰据点日军接到汉奸报告,日军中队长冈奇带领队伍前来扫荡。巫恒通得到情报后作了认真的准备。他一边指挥地方机关转移,一边指挥部队进入阵地埋伏。当日军队长冈奇在马上耀武扬威地指挥日军扑过来,钻进了为他们设好的伏击圈时,巫恒通指挥部队一声令下,轻重武器一起开火,首先将中队长冈奇射落马下,并打退敌人几次冲锋后,又乘胜追击,给敌人以重创。事隔几日后,敌人不甘心失败,纠集人马前来报复,在石头岗再次袭击新三团,这次使二营遭受重大损失。三营在金丹边活动时也遭敌袭击,营长凌学诗贪生怕死,以为大势已去,便胁迫一个排携带短枪18支,到宝堰敌据点叛变投敌,三营彻底解体了。经过这次打击,团部和一、二营仅剩下200余人,难以在茅山地区坚持斗争,只得撤往长滆地区休整。茅山就只有独立营和少数地方武装仍在坚持,但独立营也同样损失惨重,为时不久也解散各自回家隐蔽。不过解散前仍挑选青年干部17人,组成一支干部短枪队,队长蔡啸、指导员周峰都是原独立营(营长樊绪经)的连长、指导员,任务是保护特委和四县抗敌总会领导机关,配合各地抗日武装开展游击,并保持江南通往江北的秘密交通线,护送电台、重要文件和高级干部过封锁线等。他们在克服艰难困苦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中,还不忘对伪军、伪乡保长进行瓦解和联络。在皖南事变后首次引诱东荆塘日伪军出击,乘其据点空虚,突然袭击据点里的毫无戒备的日军取得重大胜利。他们用行动表明,坚持抗战斗争的决心。这在当时为坚持抗战起到了核心的作用。同时也大大鼓舞了根据地人民的抗日士气。

1940年5月27日,顽军出动8个步兵营和1个迫击炮营,由第四十师副师长亲自指挥分左右两翼和中间纵队,再次向黄金山新四军进攻。但是当连续发射100多发炮弹发起总攻后,才发现黄金山上只有少数新四军在牵制进攻,而隐蔽后山的四十六团一、二两营和教导大队、旅部特务连一齐发起反击,四十七团一营则从正面顶住顽军加以阻击。顽军不支溃退,新四军左右两路追击,左路在拦击中俘虏150多人,毙死20余人,缴获机枪、步枪120多支,子弹1万多发;右路在追击中毙伤100余人,俘20多人,缴获机枪、步枪20余支③。黄金山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对巩固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

就在巫恒通率新三团与敌寇作战的艰险岁月里,不断传来家人不幸的消息。巫恒通兄长巫全仁,于1940年除夕,率队驻行香东厢村,因汉奸告密,遭日军袭击,英勇牺牲,其嫂子身怀六甲也未能幸免,惨遭日寇剖腹而亡;弟弟巫恒达于1941年2月,新四军二支队驻宜兴和桥遭日伪军袭击,在西施荡突围战中壮烈牺牲。巫恒通的家眷由于受其牵连,被日伪军抄了家,四处避难。在一个除夕之日,其幼子巫健柏随母亲投住亲友家,被日伪军发现,掳到句容城作人质。巫恒通得悉这一切十分伤痛,但面对国恨家仇又激起了巫恒通坚决、彻底打败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决心和毅力,誓为民族和社会彻底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

巫恒通赠给第四团副团长(政委)钟国楚照片时,在照片背面题诗述怀:南京郊,茅山麓,铁蹄下的群众,纷纷的觉悟了,卷到抗战的大漩涡。投笔从戎,献身革命,斗争了一年形成划时代的我!继续坚持着,抗日、反汪、反封建,目的在求民族和社会底解放,准备流最后一滴血,高唱凯旋之歌!这首诗真实地表述了巫恒通当时的心境。

遵照中央军委及新四军军部和第六师师部命令,江南新四军新三支队(即新“江抗”,1941年2月改称新三支队)整编为第六师十八旅,江渭清任旅长兼政委(后温玉成为政委),下辖第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团,不久又增加了第五十一团。1941年4月上旬,谭震林从东路到达宜兴闸口第二支队司令部,宣布第二支队整编为第六师第十六旅,罗忠毅兼任旅长、廖海涛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胜任参谋长,下辖第四十六团(原新四团)、四十七团(原新三团和丹金抗敌自卫团合编而成)及独立第二团(后于8月组成了第四十八团)。四十七团仍由巫恒通任团长。不久,茅山、江句地区成立苏南第五行政区专员公署,巫恒通调任苏南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句容县长。1941年9月6日,在句容二区中心乡相巷大坝棚子,由于叛徒告密,他不幸被俘,经过8天拒医绝食后,于9月14日壮烈殉国,时年38岁。

新三团为新四军的成长壮大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新四军发展以茅山地区为中心的地方武装,在极其艰苦险恶、极端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开辟了一块新的游击根据地的处女地。它的创建,起到了插入敌人心脏的尖刀作用。

新三团由地方武装上升为部队主力之前,经历的是一个创建、成长和发展壮大的过程,这一切都离不开陈毅等领导人直接关心和多次派主力部队帮助,才得以向前发展。新三团在茅山地区抗战起到主力军作用,它的成长无疑标致着茅山地区的抗日力量迅速发展。特别是西塔山、石马庙等战斗,充分说明这支地方部队在成长壮大的过程中,从不会打仗到会打仗,从只打小仗到会打大仗,经历了循序渐进的锻炼,使地方武装得以成长,从战争中学会了战争,从而为新四军逐渐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

资料来源:

 ①、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23页。

②、选自?句容革命斗争史?第68页第三段。

③、选自?句容革命斗争史?第101-102页。　　　　 

试论建国初期毛泽东

的“三农”思想及其启示

马红霞 汤丽丽

引　 言

毛泽东对我国农业、农村和农民(以下简称“三农”)问题高度重视，曾经根据我国农业国这个基本国情，建构了“三农”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蓝图，并试图找到该蓝图在实践探索中得以快速实现的捷径。本文首先对建国前后毛泽东“三农”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主要内容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毛泽东“三农”思想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几点启示。

一、毛泽东“三农”思想的形成过程

毛泽东一生始终关心我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这与他的农民出身、成长背景，个人锤炼息息相关。关于毛泽东“三农”思想的逐渐形成和发展，本文试从毛泽东“三农”思想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渊源两方面来具体考量。

（一）形成轨迹。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1]作为农家子弟的毛泽东，自幼与农民有较多接触,从小就热爱劳动人民,对贫苦农民怀有真挚而深厚的感情。他在学生时代，曾多次深入农村,调查农村和农民情况，后来，毛泽东投身革命,长期处在从事农民运动、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的洪流之中。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农民出身，可以认为是他一生始终关注农民问题，这个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三农”思想的形成与个人成长背景息息相关。他的青年时期正值社会冲突激烈、矛盾变动急剧之际：面对清政府的腐败，毛泽东倡议并带头剪辫以示与清廷彻底决裂；面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无耻行径，毛泽东尖锐指出“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2]；面对军阀的连年混战，毛泽东惊呼“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面对人民的饥寒交迫，毛泽东痛惜战争疾苦“洒向人间都是怨”。毛泽东的“三农”思想就是在这样激烈动荡的时代环境下逐渐孕育并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三农”思想的逐渐形成和发展，可以从建国前和建国后两个分期来具体分析。

建国前，作为农家子弟的毛泽东，因为切身接触和体会到我国的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早在他青少年时期就已经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观点以及共产主义新村的设想。大革命时期，他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著作，并深入农村考察农民运动、对中国农村社会阶级进行了分析与研究，他还提出了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要建立农民武装等理论。土地革命建设时期，毛泽东又成功地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还提出了较为完备的土地革命理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写下了《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等重要著作，进一步完善了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土地革命理论和工农联盟理论。

新中国的成立，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也为我国“三农”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这是毛泽东“三农”思想进一步发展阶段。尽管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了城市”,但中共并没有丢掉乡村。相反,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新形势下的农民问题，仍然把农民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虽然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确出现过失误甚至是错误, 但是总体上,毛泽东还是为了使新中国迅速甩掉贫穷落后的帽子, 快速走上富强的道路。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农业的现代化思想和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等思想。毛泽东的农民出身，成长背景，特别是他个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加强个人思想的千锤百炼，关注民生的满腔热情，以及对我国包括我国“三农”问题出路的积极探索，使得他在建国前后，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三农”思想。

（二）理论渊源。毛泽东“三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中十分重视农民问题、小农经济问题。而小农经济是分散的自然经济，它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大生产的需要。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3]，只有这样，才能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农业合作社理论，即合作制理论，要求在所有制上把小农的私有制转变为合作社所有制，在生产上把分散的家庭生产转变为合作社的合作生产，在分配上把家庭自我分配转变为合作社的统一分配，这是无产阶级政权建立后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

列宁不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合作制理论，还独创了符合苏俄国情的合作制思想：坚持通过合作社来实现对小农的社会主义改造，坚持采取不能得罪农民的措施，不能采取强制和剥夺小农的办法，而是通过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办法，引导小农走社会主义道路。列宁还探索到了一条适合苏俄以及不发达国家情况的合作化道路，即通过发展商品生产，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点，从而实行合作化。《论合作制》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 

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已经建构了“三农”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总体发展蓝图。虽然当时并没有明确提出“三农”的概念，但是“三农”一体的问题，毛泽东于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就已经提出。他指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谈到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时，“总是把农业、农村、农民融合为一体来考虑，即‘三农’一体的总体发展思路。”^[4]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根据马列主义的农业合作制理论、结合我国实际,对我国农业进行了合作制改造,引导我国农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还对我国的农村、农业、农民问题进行了重大探索，提出了许多精辟论断，最终形成了具有独创性的“三农”思想。正如上述，毛泽东在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部分相关理论的同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毛泽东关于“三农”问题的理论体系，即“三农”思想，才最终形成。

二、毛泽东“三农”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所建构的“三农”一体的发展蓝图中，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认为我国应走工农业并举的工业化道路，坚信通过合作化走向社会主义是我国农业的唯一道路，他十分重视农村问题和注重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另外，他还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等等。毛泽东的“三农”思想内容相当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关于农业基础地位的问题。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原理，把“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作为经济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特别是基于对我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逐渐形成了重视农业的思想。

早在1933年，他就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提到“努力去发展农业”和建立“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的问题。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非常重视农业问题，并把“以农业为第一位”确定为中央的基本经济方针。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把农业列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的和基础的地位。他就曾在1948年4月1日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中又明确提出了“农业是基础”的命题，他认为，消灭封建的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多种场合重申“农业是基础”的观点。1952年12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决定》稿时，加进了自己对工业化和农业社会化之关系的认识。他指出，“为了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的社会化。”^[5]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总结了我国和苏联的经验，详尽阐述了农业与工业的关系问题，认为“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它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如果“少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6]，阐明了农业的基础特性。毛泽东还指出：“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7]因此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毛泽东十分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因而他非常重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对此，毛泽东强调科学技术是发展农业生产、解放农业生产力的手段。他认为只有通过技术革命，才能解放生产力。

早在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就指出：我国在一五、二五计划期间，“农村中的改革将还是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到三五计划时期，“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毛泽东就此提出了在农村推行科学技术的计划和步骤。后来，他在江苏、浙江、辽宁、河南等地视察后，系统地总结了农民增产的经验，提出了著名的“水、土、肥、种、密、保、工、管”的“农业八字宪法”，这是农业生产技术的第一次革命，也是毛泽东对农业的伟大贡献。这“农业八字宪法”渗透了科学精神，在我国农村长期广泛推广执行，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益。另外，毛泽东还要求全党努力学习，逐步加深认识，弄清农业规律，倡导全党必须为解放农业生产力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毛泽东还曾于1959年4月29日，在《党内通信》中提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8]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指明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根本路线。他认为，把我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先进行技术改造，解决机械化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械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械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9]

（二）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要改造小农经济，改善农民的经济政治地位，必须使私有制变为公有制，要“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只有这样，才能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合作制思想运用到中国实际，明确提出以合作制改造小农经济, 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基于这种思想，毛泽东在全国土地改革刚刚完成后便积极提倡农业合作社。而党中央一直认为土地改革只解决了反封建问题,但是没有也不能解决小农经济的落后、分散、生产率低下问题,并且小农经济自发发展的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化：生产资料向少数人集中，大部分农民陷入贫困和破产。因此,如何使广大农民既摆脱资本主义式的发展道路，又能够迅速改变农村经济的落后面貌，农业经济的发展道路应该怎样走，就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需要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是当时“三农”问题的焦点。

引导广大农民逐步走向合作化道路，这是中共在建国以前就已经确定不移的方针政策，但同时又指出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1951年，随着党内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分歧的消除，中共对解决“三农”问题的形式和步骤有了比较明确的统一认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即解决农村所有制的结构——逐步从个体私有制向公有制过渡、解决农业生产的方式——从个体生产向互助合作过渡、解决农民发展的道路——引导和教育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指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制基础，也是可行的”^[10]。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也为中共中央所接受，同年12月，中央就召开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决议要求，“在群众有比较丰富的互助经验，而且又有比较坚强的领导骨干的地区，应当有领导地同时又是有重点地发展第三种形式，即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随即，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11]这些直接促成了我国第一次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1953年10月，毛泽东在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中指出：“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我们要做的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12]后来，特别是自1955年夏季以后，在毛泽东“多、快”思想的影响下，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到1956年底，农业合作化即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三）关于农村公社化的问题。在农村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公社化。早在农业合作化时期毛泽东就有着小社并大社的思想。如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就谈到“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13]。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大社的基本态度。毛泽东起初赞赏人民公社主要是基于发展农村生产力，以后在实践过程中他逐渐深化了这一思想。在他看来人民公社最大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所谓“大，人多，地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可以办到；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 都可以逐步搞掉”，^[14]甚至连房前屋后的小树都要公有。人民公社的基本特征是政社合一，通过这种形式达到政权的消亡。他认为在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把农民组织成产业大军,积极性更高，产量更多。人民公社不仅农村要搞，城市也要搞，学校、工厂、街道都办成公社。毛泽东的农村公社化思想是与他的农业合作化农民集体化思想相辅相成的，实践证明这种政社合一、政社不分的体制，很容易出现用行政命令来代替经济手段,事实上，1958年后蔓延在社会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都是在这种体制下滋生的,特别是在二元制的社会结构中，忽略农业的科技水平，忽视农民的生产力现状，人为的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其结果既无益于农村经济，亦无助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

（四）关于农民集体化问题。在农民问题上，毛泽东主张集体化。毛泽东十分重视组织农民，众所周知，他本人十分善于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革命和建设。他深刻认识到我国农民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都是小农经济的主体,具有很强的分散性和封闭性, 认为只有把他们组织起来才能成为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事实上，组织起来走农业合作化、农民集体化道路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各县应大力组织劳动互助，发展农民的集体劳动，毛泽东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组织起来的农民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1943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其主题思想就是“组织起来”。他指出，边区生产的发展，生产效率的大大提高，都是实行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的结果。他强调指出，“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当时我国的特殊国情，毛泽东所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防止农民的两极分化。他认为从长远来看，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将农民组织起来，即实行集体化，变个体经济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努力实现共同富裕。毛泽东认为“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15]。通过集体化道路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这是毛泽东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发点。然而，令毛泽东始料未及的是，在广大农民还没有彻底摆脱贫困、生存环境依然十分封闭的现实情况之下，这种集体化道路很快就被农民中原始的“合伙平产”所蚕食,农民集体化最终带来的不是共同富裕，而只能是贫穷，只能是平均分配，平均主义。

综观毛泽东在“三农”问题上的种种认识及实践，平心而论其主观愿望还是好的，他希望新中国能够迅速强大起来，人民早点摆脱贫困然后富裕起来。但是在具体的实施上，还是出现了脱离实际、不符合我国国情的问题。但我们也不能就此以偏概全、以点概面，就此否认毛泽东关于“三农”的科学论述部分，因为这些无疑也能够带给后人许多重要启示。吸取教训、总结经验、经世致用才应该是我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真正目的。

三、毛泽东“三农”思想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几点启示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以来，中共历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 三农”问题。毛泽东的农村公社化、农业合作化、农民集体化的思想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邓小平主张农民自主化，其目的是为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江泽民在继承毛泽东、邓小平思想的基础上，以实现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为统领，确立了农业产业化的新的农业发展观；胡锦涛则提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这当中必然有很多工作和农业、农村、农民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解决了“三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才有希望；中国的发展，关键在于“三农”的发展。今天，我们重温建国初期毛泽东的“三农”思想,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三农”问题，重中之重。毛泽东对建国初期基本国情的认识无疑是深刻的，我国国情决定了农业的基础地位不能削弱。在新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提高认识，真正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不懈地抓紧抓实抓好，切实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连续多年中央一号文件都锁定了“三农”这一主题，为农减负、助农增收、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商品流通体系建设等一系列政策也相继出台：2004年起，我国政府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自此，中国约9亿农民依法彻底告别了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仍然有很大的篇幅谈论农业。上述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但是，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具体运作层面，还需要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只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才能切实破解“三农”难题。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各有关涉农部门彻底破除“等、靠、要”的观念，深入农村、农户和农业生产第一线，迎难而上、主动探索、积极寻求对策，只有切实做到有的放矢，才能真正加快“三农”发展。

　 第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始终把农民利益放在首位。“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即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于人民。只有代表了绝大多数人民利益或者说没有损害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认识和决策,才是正确的。“除了战争以外,我们没有理由以任何名义损害他们的利益或者剥夺他们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权利。因此，一切认识和决策的前提应是：尊重农民的自主权,不能以所谓整体的利益或长远的利益为借口,剥夺或损害农民当前的利益。”^[16]农民始终占我国人口大多数，他们的利益确实更应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但是在受到当前全球经济风暴的冲击之下，一些问题已经开始突显，如大量的农民工返乡潮已经拉开了序幕。这样的状况要求各级政府开展“三农”工作时要有新的积极应对策略：首先，应高度关注农民返乡的动态、心态。其次，应继续毫不动摇地支持农业生产，继续因地制宜地出台更多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政策，再次，应继续促进农科教结合。最后，还应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逐步改善农民生活和社会保障条件等等。

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它把持续较快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作为自己的基本出发点和根本目的，这无疑是十分科学合理、满足农民利益需要的。另外，切实维护农民利益还必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近年来，社会利益分配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个人之间出现分化，不同的利益群体开始形成和出现，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公认的国际警戒线。”^[17]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城乡差距的迅速扩大已经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科研处长温铁军对此也曾指出，未来三十年，城乡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风险。因而此时此刻，毛泽东“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的思想，应该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与借鉴。

第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坚持科教兴农政策不动摇。早在1956年1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 毛泽东就提出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上的落后状况，并主持制定了许多农业教育的规划，他还撰写了许多农民教育方面的文章。借此希望广大农民兄弟能够用科学技术武装自己，进一步大力发展农业。毫无疑问，人民群众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直接关系着我国的农村生活，关系着我国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因此，重视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对农村的发展至关重要。同时，为了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最终还是要落在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毛泽东就曾提出农业的出路是机械化。因此笔者认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农业的根本出路不仅仅在于机械化，还在于科技，在于教育。实行农科教结合，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注重人才培养，提高劳动者素质，是振兴我国农业的根本途径。但还应该实事求是的看到，我国目前的农村现状还存在诸多有待改进和提高的方面，如“在农业科技服务方面也存在着人才缺乏、网络不健全、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农村科技对农村生产贡献率偏低。”等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应通过政府引导，引入市场机制，加快建立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为农民增收提供公共的科技服务支撑。逐步建立城乡统一，与经济发展水平。”^[18]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解决好当前的“三农”问题，才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终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结　　 语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根据我国农业国的基本国情，建构了“三农”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蓝图，他尝试着解决了农业基础地位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农村公社化问题、农民集体化问题，以及农业科技的应用问题。在新世纪，“三农”问题仍然是我们关注的重中之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村小康，就没有全国小康。今天，重温毛泽东的“三农”思想，有助于我们借鉴经验、吸取教训，更好地解决当今的“三农”问题，有助于更好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十里长山埋冤相

丹徒区史志办 殷明

据明正德《丹徒县志》记载“（宋）丞相曾布墓，在长山之相公湾。”曾布，现代《中国历史名人辞典》《辞海》中均有其名。在宋徽宗初政时，官居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第二宰相”）， “天下事多决于布”。如此身居要职、地位显赫的执宰，为何屈葬长山，并且墓葬简朴？在当地诸部旧志中，对曾布的记载为何寥寥数字？带着诸多疑问，笔者查阅相关史料，在网上点击，发现：曾布不仅是北宋王安石变法的干将，而且是宋徽宗建中之政的主要参与者，后受奸臣蔡京排挤和打击，郁郁而死；甚至，蔡京还将其名刻入《元祐党籍碑》。《宋史》更因曾布是王安石变法的骨干，将其列入《奸臣传》，真是千古奇冤！

王安石推行变法的主力干将

　  曾布，字子宣。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出生于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异母弟弟，13岁时丧父，少时从学于曾巩。嘉祐二年（1057），22岁的曾布与39岁的曾巩同时考中进士，初任宣州司户参军、怀仁县令。熙宁二年（1069），曾布来到开封，由知府韩维聘为开封府检校库监库，经韩维、王安石推荐，上书言政，提出为政之本有两条，即厉风俗、择人才，并提出了当时的八大要务，即劝农桑、理财赋、兴学校、审选举、责吏课、叙宗室、修武备、制远人。神宗阅疏后，召见了曾布，谈得很合意。于是，神宗授其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加集贤校理，判司农寺，检正中书五房公事等官职，命曾布与吕惠卿共同参与制订青苗、免役、保甲、农田之法，并主持制定熙宁新常平法，成为王安石的重要助手之一。一时故臣及朝士多争之。布疏言：“陛下以不世出之资，登延硕学远识之臣，思大有为于天下，而大臣玩令，倡之于上，小臣横议，和之于下。人人窥伺间隙，巧言丑诋，以哗众罔上。是劝沮之术未明，而威福之用未果也。陛下诚推赤心以待遇君子而厉其气，奋威断以屏斥小人而消其萌，使四方晓然皆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则何为而不可，何欲而不成哉？”，建议神宗要坚定立场，专用王安石，摒斥玩忽朝命、胡说八道之人，使政令畅通。熙宁三年（1170），曾任三朝宰相的元老重臣、河北安抚使韩琦上疏极力反对青苗法。曾布据理力争，驳斥了反对派的种种不实说法，使该法继续推行。王安石说：“新法初行，议论纷纷，唯独（吕）惠卿与（曾）布始终坚定不移，其他人多反复无常。”不久，升为修起居注、知制诰、翰林学士兼三司使。

熙宁七年（1074），守旧派大力反对市易法，神宗迫于皇室、外戚等压力，令曾布进行追究。曾布将开封府主管市易的判官吕嘉问多收利息以图奖赏陈述于廷，认为市易法是利用官府权力而行兼并之事。吕惠卿、王安石认为曾布有意阻挠市易法推行，将曾布贬知饶州、再知潭州（今长沙）、广州、桂州、秦州（今天水）、陈州（今淮阳）、蔡州（今汝南）、庆州（今庆阳）。元丰末（1085），复为翰林学士，进而升任户部尚书。当时司马光为相，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并下令曾布修改役法。曾布不同意，说：“免役一事，法令细微详尽。此法字字句句都出自我手。若骤然要我改变，从事理上决不可为。”结果又被外调。元祐初（1086）以龙图阁学士知太原府，再调真定府（今正定）、河阳、青州、瀛州。绍圣初（1094），哲宗亲政，曾布迁官江宁，路过京师，哲宗留他担任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绍圣四年（1097）闰二月，曾布任知枢密院事，力赞章惇“绍述”（即将元祐年间所革除的一切全部恢复）之议，使王安石当年所制定的新法又得到推行。

元符三年（1100）徽宗继位后，韩琦的儿子韩忠彦担任左相，６５岁的曾布担任右相。韩忠彦官虽居上，但性格柔弱，因而天下大事多由曾布决定。后来，韩忠彦因“变易神宗法度”被罢左相，曾布独揽大权，继续推行王安石新法。

徽宗建中之政的主要参与者

　  元符三年（1100）正月己卯，哲宗崩，皇太后垂帘，哭谓宰臣曰：“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章惇又曰：“在礼律当立母弟简王。”皇太后曰：“神宗诸子，申王长而有目疾，次则端王当立。”惇厉声对曰：“以年则申王长，以礼律则同母之弟简王当立。”皇太后曰：“皆神宗子，莫难如此分别，于次端王当立。”知枢密院曾布曰：“章惇未尝与臣等商议，如皇太后圣谕极当。”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相继曰：“合依圣旨。”皇太后又曰：“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不同诸王。”于是惇为之默然。乃召端王入，即皇帝位，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宋史·徽宗本纪》）

　  徽宗即位之初，以新党中人曾布为主要依靠对象。元符三年（1100）十月，以韩忠彦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左相），以曾布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右相）。“曾短瘦而韩伟岸，每并立廷下，时谓‘龟鹤宰相’”。韩忠彦官虽居上，但“忠彦柔懦，天下事多决于（曾）布。”当时，大臣对元祐、绍圣之政议论纷纷，曾布对徽宗说：“今日陛下方欲以大中至正之道，调一两党。”“议以元祐、绍圣均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明年改元为建中靖国”，促使徽宗进入建中之政的轨道。此外，曾布一再告诫徽宗：“陛下践祚之初，中外观望，凡号令政事，进退人材，不可不慎。” 并“数至上前留身”，与徽宗密议朝政。并阐述开言路的重要性：“人主盛德，莫大于开广言路，容受谏争。如此则人敢言，朝廷虽有阙失，无不知者。”他还就如何开言路，提出建议：“若以朝廷政事为是，即无可论者。既有所论，即必以朝廷所行未是。才说不是，便以为诋毁，如此谁敢启口？”主张不应动辄以“诋毁”之罪，处罚言者。曾布的政治主张得到了众多朝臣的拥护。促使徽宗在执政之初大刀阔斧地整顿朝纲，平凡冤狱，贬窜奸佞，提拔贤良，很有除旧布新的气象，也博得了历史的好评。明代文人张溥称赞：徽宗继位，“一年之内，获睹清明。”清初学者王夫之肯定：“徽宗之初政，粲然可观。”

被蔡京排挤打击的千古冤相

建中靖国（1101年）后期，韩忠彦与曾布交恶，谋引（蔡）京自助。轻佻放荡的宋徽宗平日趣向与颇有艺术天赋的蔡京相投，遂决意用京。崇宁元年（1102）正月，召蔡京为尚书左丞。京起于逐臣，一旦得志，立即开始排挤异己。

曾布在元符末年排挤过蔡京，故蔡京与曾布不和。崇宁元年（1102）六月的一天，曾布向皇帝推荐陈佑甫担任户部侍郎。而陈佑甫的儿子陈迪是曾布的女婿，陈佑甫与曾布是儿女亲家。按照大宋的规矩，宰相是不能举荐自己亲属担任要职的。蔡京见机会来了，立即动本参劾。他说：“官爵俸禄是皇帝的，宰相怎么能够私相授受给自己的亲戚？” 曾布不服，喋喋不休地在皇帝面前驳斥蔡京，为自己辩解，不知不觉间声色俱厉起来。犬臣温益当即斥责道：“曾布，皇上面前安得失礼？”徽宗拂袖而起，相当不快。御史大夫们见此情形一拥而上，交相弹劾。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呼吸立成祸福，喜怒邃变炎凉”。意思是说曾布势焰熏天，喘口气就能决定别人的命运，喜怒哀乐之间就可以改变天地间的冷暖炎凉。曾布别无选择，只得辞职。皇帝接受其辞呈，免去他的右相，改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润州（今江苏镇江）。于是，曾布任相才二十个月，就退出了中央政坛。但是，蔡京仍不解恨，继续弹劾他贪赃枉法，收受贿赂。命令二十多年前被曾布审查过的现任开封知府吕嘉问将曾布的几个儿子抓起来，刑讯逼供，威胁利诱，罗织罪名，迫使他们承认贪污。曾布没有办法，只好违心认罪。于是，曾布被罢去实职，只任太清宫提举，发往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居住。

从此，曾布噩梦不断。崇宁元年九月丁酉，治臣僚议复元祐皇后及谋废元符皇后者罪，降韩忠彦、曾布官。壬寅，贬曾布为武泰军节度副使。十二月癸丑，论弃湟州罪，贬韩忠彦为崇信军节度副使，曾布为贺州别驾；崇宁二年（1103）五月，贬曾布为廉州司户参军。崇宁四年（1105），迁徙舒州，恢复太中大夫官衔、提举崇福宫。大观元年（1107）八月一日，郁郁寡欢的曾布卒于润州，享年７２岁。后赠观文殿大学士，谥“文肃”。

　  综观曾布一生，有功有过。年轻时，他积极参与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当政时，他坚定地维护王安石新法；自己当政时，恢复了被废除的大部分新法，尤其是在徽宗建中靖国期间，力主调和两党，连朱熹也认为：“建中纪号，调亭两党，实曾丞相之策。”，这是他的功绩。他的过错就是当政时排挤同僚，打击政敌；当然，他一生中最大的过错，恐怕莫过于支持徽宗当皇帝了。他性格刚直，正如近代大学者梁启超所说的那样，是“千古骨鲠之士”“其才其学，皆足以辅之”。总之，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曾布都称得上一个能臣，够不上一个奸臣。但《宋史》却因曾布是王安石变法的骨干力量，将他列入奸臣传，这真是千古奇冤！在《宋史》中，王安石也受冤枉，但千百年来为之昭雪者，不乏其人。而曾布之冤，千百年来为之昭雪者，却鲜见其人。曾布九泉之下，永背黑锅，令人扼腕长叹。